二 实体分析的兴起

实体分析的兴起，可溯及卡尔·波拉尼的《大转变》。而实体主义学派形成的契机，则是由波拉尼、阿伦斯伯格（C.Arensberg）和皮尔逊（H.W.Pearson）在1957年共同编撰的《古代帝国的贸易与市场》所提供的。作为编撰者之一的阿伦斯伯格，是以研究爱尔兰乡村而著称的人类学者，在实体主义以后的发展中未有显著的表现；而另一个编撰者皮尔逊，是波拉尼生前颇为赏识的嫡传弟子，他除了编撰该书和在1977年整理出版波拉尼的遗著《人的生计》（Livelihood of Man）一书外，几乎再没有其他著述。但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作为实体主义基本理论观点之一的“经济无剩余”概念的首倡者。在为《古代帝国的贸易与市场》提供的《经济无剩余》一文中，他论证了“剩余”在社会中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而不是“掠夺”或“剥削”的对象，也不是资本积累的源泉。本书的重要文章，除了波拉尼等人撰写的《亚里士多德所发现的经济》和《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外，还有丹尼尔·法斯弗德（D.Fasferd）的《被误用的经济理论——原始社会的生活》，威尔塔·纽尔（W.Niele）的《理论上与历史上的市场》等。纽尔后来还写了《社会中的各种货币》一书，成为实体主义货币分析的重要文献。

波尔·博汉南（P.Bohannan）虽然不自认其为实体主义者，但在实体主义早期的发展中却居重要一席。1955年，他发表了一篇探讨“民族经济学”（Ethno-Economic）的重要论文——《提夫人的交换与投资原理》，用共同体内部特有的符码去解读共同体，与波拉尼颇有学术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博汉南夫妇1968年的《提夫人的经济》一书。这可视为波拉尼传统的一部经典之作。1963年，他又与乔治·多尔顿（G.Dalton）合作编写了《非洲的市场》。但在波拉尼去世后，他转攻心理人类学，而他对提夫人法律的较深研究，也使得人们有时把他称为法律人类学者。

作为波拉尼嫡传弟子之一和现代波拉尼学派首要人物的乔治·多尔顿，对波拉尼思想的普及流行可谓功不可没，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尽管实体主义的兴起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在与形式主义的论战中，他们并没有得到众多的支持者。多尔顿不仅有《经济学理论与原始社会》《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争端》《经济人类学研究》等一系列著述，尤其是在任《经济人类学研究》年刊主编期间，积极支持和广泛宣传了波拉尼的思想，使之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他培育了一大批实体主义的继承者，壮大了实体主义分析的阵容。如他的学生栗本慎一郎，在80年代中期以“栗本现象”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使实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他还继承了皮尔逊的“经济无剩余”的观点，指出在人们所使用的“剥削”“支配”和“权力”等概念中，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或价值判断。在《农民是怎样受剥削的》一文中，他指出，在以往多学科的研究中，一些人在使用“剥削”这一术语进行分析的时候，不问马克思最初的“剥削”定义是什么，而片面地将这一术语主要归结为“不合理待遇”或“压迫”等不确定性的范畴。问题的另外一面还在于：有什么样的作为基本假定的“生存条件”和“直接必要劳动”，就能够计算出什么样的“剩余”。因此，多尔顿认为：“不合理”或“压迫”等概念不属于科学的客观范畴，它们是研究者把自己价值体系中的“不合理”观念，不合理地强加给共同体的一种“外部性”的观念，它们并不存在于共同体成员的宇宙观中。在任何社会中，都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禁忌与强制。出现在社会表层上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只是在这些禁忌与强制的规范和推动下，才得以形成和维系，所谓的“经济行为”当然也不例外。至于这些强制是否违反共同体成员意志的问题，不能由局外人判断，只能从“内部”寻求答案[11]。当然，这种论说有着重大的缺陷与局限。但多尔顿的这些论说，并不在于否认“不合理”的暴力性支配和压迫的历史存在，而是指出，以往的讨论并未从本原涵义的角度，对“剥削”与“剩余”提出一个历史性的分析概念。

马歇尔·萨林斯（M.Sahlins）是受教于波拉尼的一位最年轻的弟子。在波拉尼的影响下，他先后发表了《原始社会中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论原始交换的社会学》《石器时代的经济学》等著述。他又曾一度投学于列维—施特劳斯门下，博采结构主义方法；而后又“成了进化主义的当代领袖”[12]。或许可把其视为继承和发展波拉尼思想的另一种形式；或许正是他的理论方法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使其成为以波拉尼思想为起点，有独特风格的伟大学者，并使其学术的发展从经济民族学扩展到文化论辩的重点上。他为当前人类学文化批评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贡献，他有效地论证道：“我们不能根据单一的特质把自己与其他文化截然地区别开来。在历史的背景中，所有文化都提供大量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要把它们并置起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将相似性和差异性相混合的艰巨任务，而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混合必须根植于对被比较民族志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彻底的理解。”[13]

在实体分析队伍中，既有经岁历年地与波拉尼合作，对古代东方，16世纪的玛雅社会和阿兹台克社会，18世纪的印度或达荷美王国，或19世纪末期马格里布的柏柏尔部落中的各种不同的贸易与货币的古老或异国的形式，进行经济制度历史探索的一批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如安妮·查普曼（A.Chapman），罗斯曼利·阿莫尔德（R.Amold），哈里·皮尔逊（H.Pearson），罗伯特·里维尔（R.Revere），弗朗西斯科·贝尼特（F.Benet），沃尔特·尼尔（W.Neale）和利奥·奥本海姆（L.Oppenheim）……他们的研究都意趣盎然，并在波拉尼所提出的基本概念基础上获得了初步的成果；也有当波拉尼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时受其影响的马歇尔·萨林斯，埃尔曼·塞维斯（E.Service），埃里克·沃尔夫（E.Wolf），莫顿·弗里德（M.Fried），以及美国所有的新进化论者，他们把波拉尼所描述和分类的“整合形式”的存在或缺失问题，扩展为对这些形式的支配或从属关系的阐释，因而把这些形式的特定层次，解释为人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演进所达到的一个阶段性结果。实体主义队伍的这种庞大阵容，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拉尼学说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