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就像访客，随时来来去去。这话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一句台词。正因了这随时来来去去，才有了人类自我救赎拯其危困的医学。习惯上，我们将医学划分为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起码在本土，这该是并行的两造。当然，被称为西医的现代医学传入本土后，以其明快犀利的疗效迅即成为医学的主流，而被称为中医的传统医学，本即现出颓势，更遭到鲁迅先生等新文化诸人物主流话语的诟病，于是日渐式微。
实在说，正如生物的多样性才能成就丰富和谐的世界一样，在西医舶来之后，原本不必置传统医学几近于死地，两造等势共存，互为补充，远比一家独大，更富医学发育的生机。
有意味的是，西医传入本土后，如今也几乎蜕变为头疼医头，头再疼便切头的地步，其实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医，甚至连是否医也令人怀疑，这正是当年鲁迅先生等抨击中医的弊病所在。而号称传统医学的中医，式微之下，也大略以祖传秘方的噱头，在西医束手之后，营造偏方治大病的神话。这当然去传统医学的本质甚远，乃至有背道而驰之嫌，但相较切头，即便是不免乃至正是偏执的所谓秘方，亦不妨在大病临头，死马活马的博弈之间，自成另一路径，于是反而有逆料之外的腾挪空间。
其实，我写中药，于这些宏旨并没有什么干系，不过是兴趣罢了。因而前述云云，倒不妨是题外话，权当暖身。追究起来，我对中药的兴趣，基本主要来自《本草纲目》，这是一部太引人太有趣的书。自然呢，这也是此部拙作书名的来历。因此，对于《本草纲目》的著者李时珍，心中的景仰，自不待言。偏巧他又姓李，正是本家长辈。我生长北方，按习俗，对于男性长辈，民间惯称大爷，于是称其为本家大爷或径直称为大爷，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诚然，若认真论起族谱，我未必能和这位长辈搭上亲戚，但鉴于景仰，也就从套磁的立意含混其词了。
也确曾有媒体中人对此习惯性称谓抱持疑义，以为不免油滑。油滑被鲁迅先生认为是创作的大敌，早期写作《故事新编》时便因此而对自己不满。对于写作，我一向秉持平淡，也因此时而有不好读乃至读不懂之反馈。其实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从来在意阅读者的感受，所以有趣更是追索的标的，而平淡实在就是写作的一种心态。也惟其追索有趣，行文间才有经意或者不经意的调侃。这在鲁迅，或许可以归之为淘气心理，但鉴于他的难以望其项背，我这里只能是有趣而已。实在说，对油滑的评骘，我久已习惯，不妨就当作风趣乃至圆润的另类修辞来理解了。我一向缺乏自恋的能力，于此就破天荒任性一次罢。
学姐季红真，标准的才女，文采斐然，即便写万字长文，读之亦不觉而竟章，不愧翘楚，用一位同窗的话说，她是著名同学。因有乡谊，我又称她乡姐。曾和她谈起，学问以及写作之于生活的意义，沉浸其中，自会忘却烦恼。生活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挥之不去的孤独郁闷烦恼痛苦不快，于我而言，写作便是我对抗这些负面情绪的一个方式，也是生活乃至生存的一个方式，也许不是唯一，但却是最重要的之一。投入其中，起码可以暂时忘却那些活在当下的诸般副产品。
又读到汪曾祺先生的话：随遇而安的生活，有情而发的写作，挺好。随遇而安是生活的智慧，有情而发则是写作的境界。不敢攀比于汪先生，但见贤思齐，愚钝如我，亦不妨有自嘲复自策的句式：孤独是写作的伴侣，反之亦然；凄惶是日常的标配，习惯就好。
诚然，写出来的东西，除了自我排遣，更重要的是给人看，兴趣所致写出来的东西，换位思考一下，也当令人读起来有兴趣才好，也即前文所谓有趣。
河西问：好玩是你写作的标准吗？彭浩翔回答：没错，因为我觉得写文章要让读者觉得好玩，这很重要。如果你讲得不好玩，就没人愿意听下去，因为没有人有义务一定要看完你的文章。我太太就是这样，如果她觉得我的文章不好玩，她根本都看不下去。连太太都是这样，怎么期待所有观众去看一篇不好玩的东西？
不论河西还是彭浩翔，我都不方便妄自攀附，不过我也早有类似于彭的想法，于是便拿来他的话拉作大旗。
半夏草于丁酉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