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与教育建筑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

教育建筑与教学体制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有两大类：一类是官学，一类是私学。顾名思义，所谓官学就是官办的，政府办的。所谓私学就是民间办的，私人办的。官办的学校当然比较正规。民办的学校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民办官助，一类是完全的私人办学。

官办的学校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和不同的形式。据史书记载，最早在商代就有了正规的学校，官办的学校有四种名称——“序”“庠”“学”“瞽宗”。这四种学校实际上分为两类，“序”和“庠”是学习武术和体育的地方，练习骑马射箭等各种军事技能。考古出土的商朝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在“庠”里进行射箭练习的记载。而“学”（又叫“西学”“右学”）和“瞽宗”则是学习礼乐、祭祀（包括伦理道德）的地方。所以这两类学校概括起来就是一文一武。《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是宗庙祭祀，一是军事征伐。宗庙祭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在中国古代，宗庙祭祀就包含着对后代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

说到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必须要重点讲述一个重要的朝代——周朝。周朝以礼治国，各方面都形成了完备的国家制度。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教育制度的正式成型也是在周朝。周朝的官学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

国学设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和各诸侯国的国都城。国学又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小学设在都城的王宫中（培养贵族子弟），大学设在都城的南郊，因为南郊一般是礼制建筑所在的地方。中国古代礼仪祭祀的场所一般都在都城的郊外，尤其是南郊最重要，因为南边为阳，北边为阴，往往最重要的祭祀建筑都在南郊。例如考古发现的汉代长安南郊的礼制建筑群，根据考古发掘的建筑平面构造来看，这就是一个古代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辟雍”所在；又如北京南郊的天坛，是明清两代最重要的皇家祭祀场所。周代把国家最重要的学校——国学中的大学设在南郊，就是因为教育和礼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礼仪教化是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大学设在南郊，甚至直接和礼制建筑合为一体。后来的“辟雍”就是国家的最高学府——皇帝讲学的场所。今天还保存下来的北京国子监，就是一个辟雍。

周朝的乡学有“庠”“序”“校”“塾”等几种。《礼记·王制》中说“小学在公宫南之左”，靠近皇宫，主要是为贵族子弟上学方便。另外在都城的西郊也设有乡学——“虞庠”。《礼记·王制》说“虞庠在国之西郊”，所谓“国”是指诸侯国的都城。《文献通考·学校考》中注解：“虞庠在国之西郊，小学也。”这个在西郊的小学，不同于在“宫南之左”的小学，可能是一般贵族的子弟学校。《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父老教于校室……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可见进入国学的小学，都要依靠层层选拔。

中国古代的教育，从周朝开始形成比较完备的体制，讲究的是人的全面的培养，形成了“六艺”教育的完整体系。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礼”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等，总之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行为都归为“礼”的范畴。周朝开始“以礼治国”，所有国家政治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行为规范，都由“礼”来规定。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也就是这么来的。

所谓“乐”，不只是一般指的音乐，而是包括诗歌、音乐、舞蹈，甚至绘画、建筑等所有的艺术。所谓“乐”的教育就是综合性的艺术教育，审美教育，陶冶人的情操。中国古代的教育中一直有“诗教”和“乐教”，就是从六艺中的“乐”的教育发展来的。孔子就是极力提倡“诗教”和“乐教”的。他说“不学诗，无以立……”，“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培养优秀的品质必须要学诗。当然他这里是说的“诗”，具体指的是《诗经》。因为那时候《诗经》是整个诗歌艺术的典型代表。孔子也特别提倡音乐、舞蹈等艺术教育，他自己就特别爱好音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相传是舜帝时代的宫廷音乐，是一种集诗、乐、舞为一体的最高等级的雅乐。孔子在齐国第一次听到韶乐，竟然高兴得“三月不知肉味”，到了痴迷的程度。

“射”是射箭，“御”是驾车，这两项都是属于军事和体育的内容。古代骑兵和车战是重要的战争手段，贵族子弟人人都要学习骑马、射箭和车战技术。在车战中，驾车和射箭往往是同时的。一辆战车三个人，一人驾车，一人拿弓箭，一人拿枪矛，三人配合着作战。贵族的主要工作就是打仗，所以作为贵族子弟，必须学习骑马、射箭和驾车技术。古代的官办学校里常常有“射庐”“射圃”之类建筑设施，就是学习骑马射箭和驾车的地方。这类学习实际上不只是军事训练，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儒家的教育，讲究的是人的全方位素质训练，绝不只是死读书本。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概念，以为孔夫子是那种弱不禁风的书生。其实孔夫子身高八尺，力大无比。“射”“御”不只是体育的、身体的锻炼，还关乎各种交往礼节的培养。《礼记》中就有“射义”一节，专讲“射”的思想意义和制度、礼节等，还要考试的。

“书”指写字、书法；“数”指计算、算数。这两门属于基础知识和文化素质、技能的课程。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出现文字的国家之一，古代很早就重视写字和书法。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朝的甲骨文，到周朝发展为大篆。《汉书·艺文志》记载，周朝史官太史籀著有《史籀篇》作为小学里的“教学童书”，这是中国古代有史记载的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今已失传。周朝以来，识字与写字一直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周礼》中提出了“六书”的概念，所谓“六书”，本来是指汉字的六种构成方法，即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后来引申为人们用来教育学生的方法，并培养通过汉字来理解事物的能力。

“数”的教育在古代也很被重视，基本的数数和计算能力从小学开始训练。《礼记·内则》中说“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所谓“数日”即教小孩要背诵日历，即由天干地支所组成的六十甲子。所谓“书计”，是指不光是要能背诵六十甲子，还要能够书写、推算、推演。到了高一级阶段就要学习筹算，即使用算筹（小竹棍）进行演算。《周礼·地官·保氏》中提出了古代六艺之中的“数”所包含的“九数”的概念，即：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这九个方面的计数推算内容，包括了农田土地丈量（面积计算）、粮食的度量计算（体积和重量计算）、商业经济和工程方面的计算等实用数学计算，也包括了“少广”“方程”“赢不足”“旁要”等这些纯数学计算的问题。简言之，就是既有理论的，又有实用的。

以上所说的“六艺”，虽然看来只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但是它和中国古代的教学体制、学校构成，以至于学校建筑的设置、布局、建筑环境和建筑选址都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看来，其实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注重人的全面培养，而不只是简单的知识灌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反而后来的教育逐渐放弃了这一正确的思想，朝着以灌输知识为主的方向发展。科举时代，教育就是围绕科举来设置，这就走偏了方向。科举的目的是选拔管理国家的官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当官吏。教育完全围绕科举的目标，这个方向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