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诸子之学的形成过程

先秦诸子之学，起源于中国古代先王的治世理民的社会实践，通过不断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逐渐固化为一些治世之术。这些被称为“道术”的治世之术，为统治者所垄断、专守，与黎民百姓无缘。到了西周末期，王权衰微，进入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纷争四起，周王室及诸侯国传统贵族身份兴衰隆替，对于“道术”的垄断权被打破，士阶层日渐兴起，为迎合一些诸侯的不同偏好，士人执“道术”某端而穷其一隅，不同学术观点纷然杂起。纵观之，先秦诸子之学源远流长，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演化，思想学术也大致经历了孕育萌发、独立成形和应时勃兴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 先秦诸子之学的源头

先秦诸子之学源于古代先王的治世理民之“道术”。这些“道术”是古代圣王留下的政治思想智慧遗产[2]，荀子所说“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篇》），应该指的就是这些了。史料显示，孔子51岁时去拜谒老子，谈及治学时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3]，老子所谓的“陈迹”，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4]。春秋中期以前未兴著书之风，“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5]。所以，古代学术在官府，了解、掌握这种“道术”及其所蕴含的学术思想的人，是统治者阶层的一些特权人物。而且“道术”的内容也是高度抽象的，“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庄子·天下》）。这种状况就决定了那些处于社会中下阶层者无缘接近它，黎民百姓就更谈不上知道什么是“道术”了。“然则古之道术，惟在官之卿士大夫及其子弟，得以见而知之。”[6]

这里提到了“士大夫”，“士大夫”可能一部分来自世袭，一部分来自“士”，既然已成“士大夫”则是离开了士的群体非本来的“士”了。而士阶层古已有之，但不独立、自由，依附于王权之下，没有立言和行私学的自由。所谓的“学术自由”那是春秋后期至秦并六国之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7]直到春秋前期，齐国管仲任政之初依然沿袭旧制，实行“四民”分业、定居而治，士、农、工、商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受限，于士阶层则使之“群萃而州处”，还规定了“士之子恒为士”[8]，且士阶层作为社会群体中为数不多的统治阶层的后备人员，还要求是世代因袭、经过地地道道的正规训练，“非信士不得立于朝”[9]。可见，士是可以进入政治官僚队伍行列中去的，而士阶层之外的其他阶层中的优秀者，若欲为官就要先经过“道术”的专门训练，进入“士”的行列，而这需要经过“有司”的发现、举荐，“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10]。当然，这些能够有机会成为“士”的“秀民”真正要进入“信士”且可以为官的行列，可能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从这些情况看，古代学术形成的孕育期这些赋有源头性的“道术”，高深莫测、神秘难及，授习传播范围受限，一切服从于统治需要。至春秋中前期情况一直是这样，学在王府、官守学业，天下以同文为治，且不允许私授学业。即便是一些王公贵族对先王政典有所了解，亦不得私自传授、妄加议说。管子活动于春秋前期，曾对所谓“乱君”与“治世”有所论述，认为“治世”当是“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胸以听其上”[11]。这样的“三无”之禁，学术的官府垄断地位可见一斑。

从以上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诸子学术源头上的这些治世“道术”，主要是以官家的经史形式存在的，并且，普通的人是无法接触到这些政典的，就更谈不上学习传承了。即便是官做到了卿相的位置上，对于别国的政典也很难知道。据史料，公元前540年，晋国六卿之一的韩宣子奉命出访鲁国，交流“为政”之事，“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12]。由此可见这些政典的神圣性、神秘性和垄断性。

二 周室王权衰颓，道术渐于草野平民

周平王即位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是为东周。自此，天下失去了统一的王权控制，诸侯割据、兼并，最后演化为几个大国的征战，也就是所谓的春秋战国时期。对此，《史记》是这样概括的：“平王立，东迁洛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13]这样一来，周朝的统一王权名存实亡，天下诸侯纷争加剧，兼国、灭国的事件不断，最后剩下几个大国在争取统一天下。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一些世族贵卿有的流亡他国、有的沦为平民，原来被垄断的“道术”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草野平民，“国政既非一统，私学遂分百家”[14]。同时，官学之制被打破，私家讲学之风逐渐盛行。当然，这里说的“私学遂分百家”也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

从“百家之学”的源头上看，实在古代先王治世“道术”的实践运用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不同，经过社会政治人物的相机取舍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归纳，不断丰富、薪火相传，渐渐形成了一些带有一定政治人格色彩的不同的学说思想体系，如商朝末期，“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余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矣”，“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间服生焉”[15]，如此等等。春秋时期的老子、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学问，并加以阐述、提炼、概括，所以形成了百家繁荣之前早期的所谓“显学”，上述材料轮廓性地反映出早期道、儒、墨三家形成的思想渊源。

三 百家之学初萌到定格成形历经约五百年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微到显的，诸子学的孕育发展过程也是如此。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将先秦诸子之学的历史范围断在东周至秦并六国，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约550年时间。然而，罗焌先生的“周秦诸子书目表”，在道家名下列了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老子、文子……其中，前面四人要从商末周初向前推，有的在夏、商之交。这个范围显然是大了一些，看来是别有寓意。这从另一角度也说明道家思想源远流长。这样的列法是依据《汉书·艺文志》。《汉志》所列书目甚多，其中被班固编入“诸子”大类的有十（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班固概括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和诸侯。”[16]这里的所谓“十家”应该是“类”的概念，因为仅“儒”就有“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17]。

先秦诸子之学渊源于古代圣王治世之“道术”，原来学在官府，同文为治，无私学诸子。至周室衰微，官失其守，“道术”渐入民间，诸侯力政、治世好恶殊方，为迎合诸侯不同口味，诸子学说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