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气候变化及碳排放看工业文明的特点

从气候变化及碳排放的角度看工业文明的特点，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工业文明的局限性以及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必然性。

一、工业文明建立在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认知滞后的基础上

就像英国生态学者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所说的，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人类不得不对人类发展与进程进行批判性的反思，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受人类知识增长的限制，工业文明建立在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认知滞后的基础上。人类在开始工业生产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及减少碳排放认知的滞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历史进程看，由于科技认知和理论认知的原因导致的滞后；二是从现实来看，人们由于对气候变化认知的不确定性及观念、利益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对发展低碳经济及减少碳排放的争议，从而导致减排的决策和政策的滞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工业文明中生态文明的缺失。在人类历史上，对一些问题认知的滞后并不少见，但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认知的滞后却有其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到目前为止，关于气候变化及减少碳排放的认知面临着双重的不确定，一是作为发展低碳经济主要理由的温室效应及气候变化多少是人类行为造成的，科学家们的研究尚需进一步证实，因此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二是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还带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降低了人类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所以为了更好地发展低碳经济，我们的科学家、学者要更多地研究人类行为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即要增加人类用于控制自然的知识。

第二，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之一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工业文明的理论支撑。总体来讲，这些理论忽视了生态建设，没有发现人类生产和消费的无限性与自然存在极限之间的矛盾。当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的矛盾日益突出时，这些理论又过分地自信，在没有对市场经济的局限性进行深入分析的提前下，还是相信市场机制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但在面对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这个最大的市场失灵时，这些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显得束手无策。

第三，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导致人们低碳行动的滞后性。（1）从认知科学来讲，人们对威胁能做出优先反应，即能够对有确定的、有形的、直接的冲击做出反应，而气候变化的缓慢速度及其风险的被延缓的、无形的和统计上的性质无法打动我们。（2）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特点限制了我们自然的适应本能，我们优先考虑在空间和时间上更接近自己的问题，更关注现在，从而容易低估累积的可能性，对未来事件的重要性大打折扣。调查表明个人将气候变化问题排在其他更贴近家庭生活的环境问题之后。（3）有认知也不一定会导致行动。人们的“有限理性”可能阻碍他们根据已有的信息采取行动，在他们决策和理性选择中会优先考虑安全、居所、当前的生活等人的基本需求。（4）制度影响人们的认识、决定和行动的方式。因为路径依赖，人们自然地抵制和否认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相反的信息。人们的需求观念及其优先考虑的是由社会和制度构建的。这就是为什么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会随财富增加而提高，但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却不然的原因所在，如收入越高的个人（和国家）可能会漠视全球变暖以避免降低消费水平和改变生活方式导致的潜在成本。[1]（5）人们还会通过建构和重构信息来减少信息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这导致了社会组织性的否认策略，也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如面临减排的责任分担问题时，决策者强调国家排放量而不是人均排放量可以导致生活在非排放大国的人将他们的责任减到最小并以此解释他们的不作为。

从碳排放来看，地球在变暖，而且这种变暖趋势为人类活动所致。这个共识各方面花了很长时间才达成。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世纪。19世纪20年代，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约瑟夫·傅立叶从进来的太阳辐射和出去的红外线辐射的角度，考察了地球的热量平衡。他发现，由于地球气温比他的预计高出大约30℃，应当有某种东西阻滞了红外线辐射。30年之后，爱尔兰物理学家约翰·廷德尔确定了阻滞辐射的分子包括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等。这些分子作为温室气体逐渐为人们所知。19世纪末，瑞典化学家斯凡特·阿列纽斯第一个拿出了有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19世纪中期大约285 ppm（百万分之一）的基础上翻倍将导致气温升高多少的计算。现在通过观察温室气体排放及其被吸收的过程，我们能够分析并模拟其浓度是如何增加的，并且以详细得多的方式考察这种增加所带来的后果。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上工业化地区经济活动的增长急剧加速，而这些活动的形式越来越变成烃基密集型的。这三种效应，即经济增长、工业化和烃基的使用，联合在一起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2]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工业化初期及发展的早期，少数科学家才开始探讨地球的热量平衡问题，并且这些探讨主要局限于科学界，还没有把温室气体的排放与人类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更没有分析温室气体上升及气候变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这个时候，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

第二个阶段是在20世纪。这期间最早关于全球变暖和温室气体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专家们开始谈论“增长的极限”，他们开始谈论生态圈中的新发展，大自然自身具有的组织结构受到破坏，如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在80年代，科学家们越来越关心二氧化碳在地球大气中的不断集中，而且同时还有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3]现在的共识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根据现有的法律标准，要不是因为达成了一种科学共识，并且这种共识广为人知，那么温室气体排放行为是不会被认为是“过失”的。那么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判断“过失”呢？一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根据诺德豪斯的计算，在特定的假设下，在2010年，最理想的低碳税应为34美元/吨左右。这个34美元/吨的数字可转换成每加仑天然气额外增加10美分。在这里，过失是一种没有采用合理成本的预防措施的失误，若人们开车所获的收益低于10美分/加仑的消耗，那他就有过失。二是“道义上的集体行动问题”，如果他人不作为，以至于积极的行动也不会产生收益，那么自己无所作为似乎也不会构成过失。

进一步来看，碳排放实际上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主要社会科学分支对人与自然关系来看，在解释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机械论的宇宙哲学占支配地位的范式，并且这种范式在现代功利主义经济学中拥有强大的文化力量。这种范式的倡导者们在继亚当·斯密之后坚称，个体消费者和企业不顾共同利益、只顾个人利益而做出的选择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并且在成本收益分析中交换价值优先于其他任何价值。[4]从宗教来看，基督教含有人作为自然专制主的观念。林恩·怀特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发表在1976的《科学》）中指出，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犹太教—基督教神学。这种神学破天荒地确立了人和自然二分的立场，而后使人类居于君临自然之上的位置。发生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得人类有能力实施不顾后果、貌似成功的剥削政策，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生态问题。[5]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怀特过于夸大了人类需求受宗教训导所激发的严重性，或者导致这种严重生态后果的重要因素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建立，正是市场经济引起了对自然的过度盘剥。换言之，环境滥用更多地出自经济学，而神学的原因少之又少。为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托马斯指出，日本人崇拜自然，但是，污染的广泛蔓延和大量的排放也没有得到抑制。[6]当第一份气候变化协议于1992年签订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正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目前则以3％的速度增长。

即使人类开始认识到二氧化碳的排放对气候变化及环境变化的影响，但是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争议仍然制约着全球面对气候变化采取减排的集体行动。这些争议不仅仅是源于信息及科学认识差异，更重要的是源于观念、意识形态及利益的因素。

对欧美在应对气候减排上的态度和政策稍作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其差别恰好反映了“积极行动派”和“消极行动派”的理论争鸣。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气候变化危害的爆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政策设计上出现科学家的集体理性是很难实现的（Kolstad ＆ Toman，2005）。尤其是在对待气候变暖问题的迫切性上，企图通过严格的经济学研判标准来确定一个贴现率，并为之采取行动，恐怕必须超越经济学的界限，从社会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审视这一问题，这也是斯特恩始终坚定地认为零贴现是合理的缘由。在一些人的收益与另一些人的代价之间进行权衡，在一代人的利益与另一代人的利益之间进行比较，是伦理学家要操心的问题。可以预计的是，“积极行动派”和“消极行动派”的博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全球气候的变化趋势将会影响这两大派别的力量。

科学数据表明，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取代了太阳和海洋，成为了地球气候改变的主要推动力。人类对地球生态的影响强度不断增加和范围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工业社会中人们不断开采、运输和燃烧煤、石油及天然气，而碳正是以这些形式存在于地球上。正如经济学家杰弗利·弗兰克尔指出的那样，如果人类仍然由几百万狩猎者—采集者组成，将不会有人为的污染，也几乎没有任何温室气体排放。现代工业社会中，每人每天大约使用600000千焦，这至少是原始社会人均使用量的100倍。而人类基本生存所需要的食物能量没变，仅10000千焦。这两者之间的差额被用于空间的加热和制冷、生产和运输等。碳水燃料不仅为大多的世界工业提供必要的动力，而且还提供大多数形式的运输（飞机、火车、汽车等）以及很大一部分电力的形成，推进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不断集中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一个超过60亿人口的世界中，其中10亿生活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中，而且另外30亿生活在包括中国、印度与巴西等正在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不可避免。

二、从与自然系统的再生或再循环模式的关系来看工业文明特点

从生产力层面来看，蒸汽动力将人类生产力从传统的土地、动物、人类劳动的限制中释放出来，并且使经济空前增长，从而使工业革命进入了辉煌时期。然而，地球上碳循环物质上的限制显示了其与现代政治经济设想的根本冲突。如果地球上的60亿人都以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方式生活，那么地球这个生命支撑系统不久就会崩溃。[7]换言之，工业文明没有考虑地球上碳循环物质上的限制。在财富积累和浪费的现代经济中，这种将生命形式转变成纯粹的物质欲望的行为达到了新的高度。在美国，每天被工业“新陈代谢”所利用的材料，平均相当于每个美国人体重的20倍，即每年利用的材料平均要比每个美国人的体重多100万磅。全球的物质流量每年约5000亿吨，大部分被浪费掉了。对生物规律和生态系统的再生方法的经济主义的忽视，产生于现代社会特有的把经济目标置于道德和精神目标之上的追求。“财富是政治经济关注的绝对的善”。当它成为绝对的善时，它就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从内部世界影响人的精神，它从一种限制之源变成了诱惑之源”。[8]从奴役地球及其数十亿生物以积累财富而言，这种错位的追求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不仅穷人和其他物种受损，富人也同样因其错误的追求而在理智、道德和精神上受苦。工业文明的特征是，通过化石燃料的使用、帝国主义和大规模战争，对自然的剥削高度强化。[9]从许多学者关于工业文明特点的分析来看，化石燃料的使用都是要提到的一个重要特征。

工业文明与自然系统的再生或再循环模式完全不一致。在工业化过程中，企业和民众忽视体现真正繁荣的人类与生物群落的复杂关系网。积累财富的工业经济是一种浪费型经济，因为它的程序和规则是还原论的。所谓还原论就是没有考虑自然的能源循环。例如，建筑取暖、制冷和照明的能耗制造了人类二氧化碳产生总量的40％。许多现代住宅是“供居住的机器”并且无须考虑当地的可用材料或者能源循环，住宅结构很少考虑自然采光或者通风，而是用电力光源和机器制冷、取暖以保持它们适合居住。因此，对居住空间与自然光源和能源循环之间关系的重新考虑是新型可持续、低能耗住宅的核心。[10]当崇尚一次性使用的社会从地下开采贵金属以及化石，再将它们埋于地底的洞中，或是释放到大气中，这与地球系统相冲突，危及地球系统的活力。自18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要比整个史前时代的损害要大。在工业体系达到极高的水平，集聚和累积人工资本的成就到达巅峰之时，人类文明赖以创造经济繁荣的自然资本却正在急剧减少，而这种损失的速率正与物质福利增长成比例地增长。[11]

1970年至1990年，工业生产连续年平均3％的增长率，这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工业产值每25年翻一番，每个世纪大约增长16倍，每两个世纪增长250倍，每三个世纪增长4000倍等。而且，目前这种生产方式倾向于增加材料和能源的投入，并且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所以，在现行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产出的成倍增长而又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超越了某些严峻的生态极限。[12]从深层次看，现代人类是唯一经常从地球索取养分比他们回报更多的物种，其破坏性的浪费文化从海底到达了大气层。这也是工业经济正冲击着地球系统的极限的原因。

工业文明是建立在线性经济体制基础上的。正如博尔丁（1978）所指出的，线性经济体制是一时安排，这只是将土壤中的物资转化为产品，同时依照消费来分配它们，将残留的影响物排放到垃圾堆、海洋和空气中。这种经济活动不可能无限地持续下去。他认为，这个过程将对后代构成严重打击。[13]在标准的工业模式中，价值的创造被描述为一种提取、生产和分配的线性结果：原材料是从自然界中取得的；工人利用技术将这种原材料变成产品，产品被出售以创造利润；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料，被送往其他某些地方作某种方式的处理。[14]在这种做法中的“某些地方”并不是经典经济学关心的问题，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买到足够的资源。[15]现代制造经济耗尽了生物物理世界的耐用性和人类的住所的稳定性。气候变化的出现所揭露的一个极大悖论是，现代制造经济使人类摆脱体力劳动的历史任务，但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即部分人对其他人和非人类物种的奴役，并最终在一个全球变暖的世界中负担奴役着全部人性。[16]

资料来源：Rockstrom J.，et al．Planetary boundaries：exploring the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J］.Ecology and Society，2009（32）：14.

工业文明的扩张能力与地球边界及人类活动的安全空间存在矛盾。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有关生态足迹的研究表明，地球生态能力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透支，到2008年地球生态足迹超过地球生物供给能力已高达50％。瑞典学者约翰·罗克斯特仑等2009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成果《人类的安全操作空间》一文的研究表明，人类经济增长面临着10种地球边界，其中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流失、磷和氮产生等三种边界已经透支或超越。这些分析表明，在地球自然资本充裕的状态下，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可以大幅度扩张；但是在接近地球自然资本边界的空的地球状态下，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应该控制，从追求物质资本的扩展转向追求人类福利的发展。[17]

[1] 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 〔英〕尼古拉斯·斯特恩.地球安全愿景：治理气候变化，创造繁荣进步新时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3.

[3] 1981年《纽约时报》的首页报道这样开始：“一个联邦科学家团队说他侦察到了自1880年以来的地球大气温度的总体上升，他们将此作为‘温室效应’有效性的证据。”

[4] 〔英〕迈克尔·S.诺思科特.气候伦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8.

[5] 〔英〕E.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01.

[6] 同上②，第202—203页。

[7] Ehrlich，P．and Ehrlich，A.．Extinction：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Species［M］．New York：Random House，1981：79.

[8] 〔英〕迈克尔·S.诺思科特.气候伦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11.

[9] 〔澳〕阿伦·盖尔，武锡申.走向生态文明：生态形成的科学、伦理与政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1）.

[10] 〔英〕迈克尔·S.诺思科特.气候伦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77.

[11] 〔美〕保罗·霍根，艾默里·洛文斯，L.亨特·洛文斯.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2.

[12] Morse，C.．Environment，Economics，and Socialism［J］．Monthly Review，1979（11）：12—15.

[13] 〔英〕库拉.环境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78.

[14] 陆国庆，耿弘.衰退产业调整的路径选择［J］.产业经济研究，2002（2）.

[15] 〔美〕保罗·霍根，艾默里·洛文斯，L.亨特·洛文斯.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8.

[16] 〔英〕迈克尔·S.诺思科特.气候伦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13.

[17] 诸大建.从“里约+20”看绿色经济新理念和新趋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