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社论：打开外交难关

吾国四十年来之外交史，究其实际，无非循环于受一国宰割与受若干国玩弄之间。结果，国家之尊严丧尽，国家之权利消失。时至今日，生存之权，亦在摇动。此等情势之造成，国人每诿罪于国防之不固。所以论时事者每曰外交之技术已穷，殊不知国家之军力乃备万一之用，疆场角逐，系最后之手段。谓军备充实，即足跻于强国之林则可，谓军备薄弱，不足以立国则不可。二十世纪以来，谋国之道，在如何消弭外患于未然，外患既至，在如何利用国际情势以转移之，故武力与外交，其力量实无轩轾，在国际现势之下，培养武力固属要道，而站在武力之前以保障国家之安全者，厥惟外交。数十年来，举国上下，咸知改进外交之为急务，然延至今日，国难益深，国且不国，此无他，外交界之传统的错误观念为之也。

第一，国人未尝以独立国自居，所谓独立，吾对内对外之政策，不受任何国干涉，吾疆土不受任何国侵害。秉此二义以翻阅吾外交史乘，则自毁其独立之纪载，触目皆是。日俄战犯之时，竟以吾东北领土为疆场，未闻当时之满清政府防止于前，或自卫于后，数十年来中日之纠纷滥觞于斯。欧战之始，日本先我而加入战团，借口进攻德国，借助英国之军力，侵占吾山东半岛，未闻当时之北京政府，防止于前，或自保于后，结果，山东半岛被日人蹂躏者，凡四五载。华盛顿会议时，恶因既早播种，当时幸借列强为凭障，以抑制日本之强横，实属万不得已之办法，亦为可一不可再之举动。从此以后，造成一“反对直接交涉”之成语，一旦中日间发生任何外交问题，“反对直接交涉”之声，揭载于报章之上，沸腾于蚩蚩之口。试问一国外交不自行处理，立国之本质，已去其半，何得称为独立国？协以谋我之侵略国家，焉有不煽动日本，阴助日本，以剥夺我生存权之理。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沈阳之后，全国上下所怀疑者，何以美国不起而压迫日本？何以俄国尚无举动？本国之外交行动如何？紧急政策如何？反漠不关心，一若美俄吾太上国家，吾之存亡问题，即彼之存亡问题者。此等卑鄙怯懦之心理，实吾外交教育所养成，其结果惟自沦于被保护国而已。此等见地，不足自保，实足自杀。

第二，误解正义，正义非怜悯，维持正义为人类之天赋，其间无偏袒自私之观感，苟一国违背法律道德，其国势虽弱，亦应受正义之制裁，苟一国出处稳重，其国势虽强，亦应受正义之赞助。且每一个国家既为正义之保护者，复为正义所保护。国人不明此义，每于外侮紧迫之时，辄要求列强主持正义，不知此时“正义”已离吾而他去，此时之要求正义，实乞求怜悯耳。而此等乞求怜悯之反应，在吾滥用情感之民族固足发出同情心，在彼崇尚理性之民族，适足引起卑视憎恶之心情绪。况国际间所谓“正义”仍是口头禅，而骨子里，玛志维尼主义正在盛行耶？

第三，对外关系囫囵看待，遂造成列强尽成吾外交上之对象，每次发生外交问题，列强协以对我，我则处于孤立。数年来惟闻呐喊打倒帝国主义，未闻专喊打倒某“帝国主义的国家”。就是进一步打倒所有的帝国主义，其亦必需定一打倒之次序否？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吾国一味信赖国际联盟，而昧于国际联盟仅一空驱壳。假定国际联盟果可利用者，亦应于外交方面向国联之主要份子——英法——活动，不此之图，乃枯守于日内瓦，俨然以国联为吾太上政府看待，唯唯诺诺，惟命是听，四次议决案，吾所得于国联者如何？反观日本，今日痛斥国联，明日扬言退出国联，其对于国联之侮蔑，可谓至矣尽矣，然彼却同明极力周旋于英法意诸国之间，四次议决案，日本所得于国联者又如何？以上所举之例，乃消极的弊害，其积极促成列强之团合，以造成实际上共同干涉，共同管理，以至于共同阴谋分割者，更何忍言。当今列强盛倡圆桌会议，吾国报纸有代为宣传者，明达自居之士或竟提出先决条件，而不设法打消，此列强协调解决殖民地问题之手段，实吾外交界之错误观念为之厉阶也。

要之外交难关绝非不能打开，然须先为（一）解除“不以独立国自居”之传统的错觉观念，保护吾生存之权利，远重于遵守他国权利的义务，遇事自决，尽力争持，从此不以他国为假设的保障。（二）永不与他国以共同干涉之机会，亲吾之所应亲，仇吾之所当仇，我以友谊对彼，彼必以友谊对我，吾之所取于彼者，正彼之有所取于我，彼此以法律正义为保障，以利害得失相利用，其凡联络他国协以谋我者，我必先联络他国协以对彼。（三）矢志自强，决不再以“正义”为何恃，宁为正义之保障者，不为正义所保障，凡侮我国家民族即侮我个人人格，吾生命可以牺牲，国家民族不可牺牲，宁可断头，不能求怜。倘国人能打破以往之传统观念，接受此数项简单的原则，然后方能谈其他枝枝节节的问题，然后方能打破外交的难关。

《中央日报》1932年6月28日第一张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