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人社会的自治：从镜湖医院到中华总商会

晚清至民国时期，由于澳门华人身处澳葡政府的管治之下，在多元文化交融的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包括华人社会内部同样会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为了更好地化解各种矛盾，协调各方利益，华人社会出现一些自治性社团组织，包括：①神缘性组织，如莲峰庙、普济禅院、永福古社等；②业缘性组织，如三街会馆、上架行会馆、工羡行会馆等；③慈善性组织，如镜湖医院、同善堂等；④联谊性组织，如宜安公司；⑤ 政商性组织，如中华总商会。这些社团组织对澳门华人社会的自治发挥了重要作用。⁽⁴⁵⁾其中，在民国时期作用最著者当为镜湖医院和中华总商会。

镜湖医院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民间慈善救济组织，是全澳华人自己创立的最大的慈善机构。1871年10月28日，华商沈旺、曹有、德丰、王禄和澳葡政府签订租地契约，以兴建镜湖医院。⁽⁴⁶⁾镜湖医院的创建，得到广大澳门华人的支持，据统计，共有152个华人商号和个人参与了镜湖医院的创建，其中商号81家，商人71人。

镜湖医院建立后，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1871—1873年医院工作由倡建值事会管理，1874年结束值事会，规定每年由澳门华商中选出12人担任总协值理，后又制定了《镜湖医院办事细则》，包括31条值事规条、31条医生规条、18条司事规条、9条工人规条、19条赠医所规条、4条福生规条、1条济生所规条、5条义山规条。⁽⁴⁷⁾镜湖医院创立后，医院绅董积极选聘名医，配备良药，大大改善了澳门华人的医疗条件。镜湖医院创立后，其赠医施药的活动得到澳门广大华人的支持，各界人士纷纷捐银入股。

除了开诊治病外，镜湖医院自创立之初就把关注和支援华人社会各项公共事业，特别是救灾赈灾作为自己的任务。从医疗角度来看，有赠医、施药、安置疯残、施棺、停寄棺柩、殓葬等；从社会角度来看，则救灾、赈济、教育、施茶、平粜、修路、处理澳门本土及外埠难民和拐带人口、统理全澳各庙宇及善社产业，以至排忧解难、与各埠联系慈善工作等等。1915年，镜湖医院于湾仔开设广善医局；1917年，发动澳门各界捐款，筹建留医所；1920年，镜湖医院将留医病人迁入留医所，并组织沿门劝捐，赈济华北水灾；1923年，赈济东、西、北三江兵燹灾民；1931年，镜湖医院联合同善堂、商会等机构筹款赈济华北、华中及广东四会、清远等地水灾；1932年，捐款赈济上海难民；1938年，协助澳门救济难民委员会，救助过境难民。⁽⁴⁸⁾

1940年前，镜湖医院对难民的救济工作，除了解决难民的基本需要外，更为来澳难民赠医施药、赠送棺木、助资协助回乡的难民和设立难童所等。⁽⁴⁹⁾而1940年后，镜湖医院的救济工作主要是收容难民、施粥赈济和实施义诊。1940年3月5日，日军在中山唐家湾登陆，石岐、莲塘、隆都各乡男女纷纷赴澳避难，为数2万余人，粮价日趋高涨，且因海道交通断绝，虽有钱财亦难购买。澳督巴波沙特派警厅日夜巡察各处，镜湖医院、商会与侨澳中山同乡会等亦设法收容中山难民；⁽⁵⁰⁾1942年，镜湖医院与怡兴堂平价赈粥会开展沽粥工作；1943年，镜湖医院设立难童收养所，收容香港英、美籍难民；⁽⁵¹⁾1945年6月8日，镜湖医院抚养难童45人，拟将14岁以下者送入镜湖义校接受教育，14岁以上的难童施以职业教育。其中包括送到无原罪工业学校习艺，到各工厂做徒或是在镜湖医院工作。对品学优良且志愿升学者，给予奖学金；⁽⁵²⁾1946年，修建镜湖义冢；直至1947年，周边局势大体趋于稳定，镜湖医院才结束了难童收养所。⁽⁵³⁾在一系列的慈善活动中，镜湖医院的绅董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民国时期，镜湖医院除了施行慈善、赈济活动有利于维持澳门社会稳定外，其他活动同样具有类似作用。例如，1904年底，泰隆银号发生挤提风潮，眼看着支撑不住，银号东主萧容情急之中，只好向镜湖医院绅董求救。据《广东日报》记载：

澳门泰隆银号，开设三十余年，近忽闻谣言四起，附家纷纷起牛民，数日之间，已派出银两共二十余万，各附家仍络绎不绝，该店司事人有应接不暇之势，垂思设法维持，急请澳中富绅齐集镜湖医院，商议办法。各绅查核该号存款，现已派出银四十余万两，澳中之存业，尚约十余万，所入各家附项，不过六十万之谱，比对出款，尚绰有裕余。今遭此风波，亦殊可惜。因公同议定，凡该号所欠各家之银两，先还一半，其所余者候三年分还，其息银即于是日止截，各家因有富绅调停，并悉该号存数尚厚，皆允从此议，该号遂转危为安。⁽⁵⁴⁾

这次风波的处理，镜湖医院绅董们既以务实的态度，查清了泰和银号的家底，以“先还一半”的方式确保了泰和银号的持续经营，同时又判定“其息银即于是日止截”，并安抚各储户。因为诸绅董出面，众人也没话可说。可见，镜湖医院绅董们对商业事务的协商和裁决，颇具权威性。因此，“人皆颂院中诸绅善为调处，于商务大有影响”⁽⁵⁵⁾。

镜湖医院不仅是重要的慈善救济组织，还是中华总商会成立以前沟通政府与华人社会的重要中介。

1914年10月，因多数华人绅商的投诉，镜湖医院董事呈请澳督嘉路·米那禁止男女同校，以免违背中华礼俗，并借此举涵养学生品德。12月15日，澳葡政府颁布第300号札谕，予以批准。⁽⁵⁶⁾

镜湖医院作为澳门最大的华人慈善组织，受到澳葡政府的重视。一些涉及华人风俗或利益的事务即交与镜湖医院管理。1881年6月颁布的《澳门华人坟园章程》第17款就规定镜湖医院董事参与坟园的财务管理：“镜湖医院董事每年须将坟园收支银两数目开列一单，呈上理事官，转呈澳督查阅”⁽⁵⁷⁾。医院的绅董、值事亦可直接向澳督表达意见或建议，促成有关问题的合理解决。1895年5月12日，澳督亲临镜湖医院，提出将染疫病人移至狗环。医院绅董再三陈诉，“略谓华人之性不喜纷更，既来则安，乃是常态，忽复移徙，必非所愿。怨谤之端，自兹而起矣”，澳督听闻，“为之首肯”，移徙之事乃作罢。⁽⁵⁸⁾

一方面，由于长期赠医施药，镜湖医院无力支撑，故澳葡政府制定措施，以扶持镜湖医院的活动。1926年3月31日，澳葡政府批准镜湖医院董事会发行一特殊彩票，为其日益增长的开支筹集款项。⁽⁵⁹⁾

另一方面，鉴于镜湖医院的重要地位，澳督在一些重要场合表达了对镜湖医院的支持。1933年1月13日，镜湖医院举行创办60周年纪念大会，澳督美兰德，水陆军长、辅政司麦加冷（Dr．Joāo Pereira de Magalhāes），华务局长施多尼（António Maria da Silva），卫生局长葛施打（Pedro Joaquim Peregrino da Costa），香港东华医院主席陈廉伯、总理夏从周，镜湖医院总理范洁朋，值理容炳文、戴显荣、黄豫樵，华人代表李际唐、卢轩颂，绅商崔诺枝、谢再生、周介眉、冯央等数百位社会名流亲临大会。⁽⁶⁰⁾

对于镜湖医院对社会的贡献，澳葡政府还公开在报纸上表示肯定。1923年1月25日，澳葡政府在《澳葡政府宪报》副刊上对1922年“五二九”事件期间镜湖医院提供的众多宝贵协助表示公开的感谢。新任总督罗德礼决定，邀请1922年6月8日被封闭的各社团重新注册登记，以便再次开始活动，同时恢复因上述事件被开除工人的公职，且注销其刑事记录。⁽⁶¹⁾1936年，澳葡政府公布一份“可以验证社会与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的30位澳门工商、行政、社会及文化界的关键人物名单。镜湖医院院长即为其中之一。⁽⁶²⁾

据此可知，镜湖医院作为澳门华人慈善组织，由于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凝聚了华人社会的成员，表达了华人社会的诉求，成为澳门华人自治的重要载体。

与镜湖医院一样，1913年成立的中华总商会是澳门华人社会重要的自治性组织。

据相关资料记载，19世纪后期，澳门的华商还没有成立自己的组织，遇有重大事情则借澳门镜湖医院之地集会商议。20世纪初，在清政府鼓励下，经澳葡当局批准，曾成立过华商商会，后被葡萄牙政府下令撤销。1911年，华商萧瀛洲等鉴于华商日众，需有一个自身的团体组织，遂发起筹备商会。他们拟具纲领，条陈澳门当局。1912年12月14日获葡萄牙政府批准立案，名为“澳门商会”。1913年1月8日正式成立，公推萧瀛洲为第一届总理，李镜荃为副理，值理有区惠波、赵立夫、陈弼庭、贺穗垣、叶金波、卢廉若、林焕廷7人。成立之初，暂借同善堂为临时办事处。数年后，由康公庙值理会拨借木桥街4号为会所。同时以“旅澳华商总会”名义，获当时中国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⁶³⁾

关于澳门华商发起成立商会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911年。然而，据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1900—1949）》记载，“1909年3月15日，中华总商会成立”⁽⁶⁴⁾。不过，根据澳门历史档案馆所藏民政厅档案（1909年第9/A）可知，1909年3月22日，华商萧瀛洲、李镜荃、赵立夫等人就曾呈请澳葡政府，请求批准开设华商会，其主要动机是澳门华商目睹外埠成立商会之情况，为联络商情、振兴商务、体现本行业实力与社会地位，更好地团结行业同仁而设立。但该会成立不久，即被里斯本政府下令撤销。⁽⁶⁵⁾直至1912年12月14日，澳门华商成立商会之请才最终获得葡萄牙政府批准立案，命名为“澳门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Macao）”，同时核准《澳门商会章程》，共分3章45款。章程明确该会“以振兴澳门商务、工艺、船务并办理关于商务、工艺、船务各事件为宗旨”。章程规定：“凡居住本澳之商人、铺主、工艺人、各行店司事人、代理人、经纪人、商船之船主并入伙均可入会为会友。”章程还规定：“本会公举正总理一人，副总理一人，值事七人，一年为任满。”

从1909年澳门华商呈请建立商会，至1912年葡萄牙政府最终批准，历时三年有余。这说明葡萄牙政府对于华人成立商会一事，确实是持谨慎观望态度的。其实，澳门商会的筹议、批准、“谕撤”及最后批准立案，不仅仅是华人商会是否设立的问题，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林广志认为，1909年前后，中葡两国就澳门勘界问题进行新一轮政治交涉，使澳门处于一种紧张氛围中，造成澳门经济与华人商务产生重大波动。

一、中葡勘界谈判形成的紧张气氛。1909年初，清政府指派曾参与中法云南交涉的高而谦为澳门勘界大臣，葡萄牙派马楂度为勘界专员，双方在香港进行澳门勘界谈判。广东民众对于此次谈判极为关注。3月8日，香山县各界代表300余人在北山乡集会，宣布成立“香山县勘界维持会”。随后，全省各界人士又在广州成立“广东勘界维持总会”。在谈判过程中，高而谦向马楂度提出，中国愿意“割弃澳门半岛（由妈阁庙至关闸），以及青洲、氹仔、路环等地；附近内河和海面由中葡共管”。但葡方并不满足，坚持索要对面山的大小横琴岛和全澳水界。

清政府的妥协政策和葡萄牙的无理索取，激起了广东人民的爱国义愤。各地勘界维持会纷纷集合，发布抗议文电，愤怒声讨葡萄牙的侵略行径。⁽⁶⁶⁾

勘界谈判期间，中葡关系颇为紧张。香山民众因界务之事，欲以武装与葡人对决：“邑人对于中葡划界一事，甚形愤激，纷纷组织义团，自行防卫。葡公使知此消息，照会外部，略谓香山侨民遍发传单，购买军械，意欲与葡人为敌，实与勘界前途，大有关碍。”⁽⁶⁷⁾马楂度时在香港，对此事曾有记录：“我得到消息，香港和香山的好几个中国人协会在加紧策划广州民众反对澳门勘界，不同意此问题得到友好解决或进行仲裁。他们倾向于对澳门发起进攻，将其占领。”⁽⁶⁸⁾葡萄牙方面因此添兵派船，静待事发，“目前，旅港勘界维持会知葡人有添兵派船事，电请政府保护”⁽⁶⁹⁾。

二、香洲开埠对澳门商务的威胁。在勘界谈判期间，香山吉大乡绅拟于香洲开一商埠，希望在经济上抵制澳葡。在清政府的支持下，王冼、伍于政、戴国安等商人租赁吉大荒地，开路建屋，很快就造就了一个新的商埠，并迅速开张营业。据《香山旬报》报道：

该埠共建铺屋完竣者，共有三十余间，每间租银约三十元左右，各屋一经落成，即行有人为之租赁，其中作倡寮者，计有六七间，开作摊馆者，则有三间……⁽⁷⁰⁾

香洲开埠，对澳门商务打击甚大，“惟闻自香洲开埠之后，澳门赌博亦为失色”。⁽⁷¹⁾ 葡人“一闻香洲商埠，吾等即彷徨中夜，再四思维，而欲上陈葡廷速筹整顿，以保澳门之生命”。在葡人看来，香洲开埠，即启澳门衰败之端：“华商既开香洲埠，于澳门商务渔业均有妨碍。……惟闻自香洲开埠之后，澳门赌博亦为失色！”⁽⁷²⁾因此，此时如何应对香洲开埠，以挽救澳门商务及前途，对于澳门葡人甚为紧要。

三、受中葡勘界和香洲开埠影响，澳门经济大为衰落。据《字林西报》报道，其实早在中葡勘界谈判之前，澳门华人富商因澳葡治理不善，已有迁埠他处、另辟商场的打算，“中国居留澳门之富商，因葡官治理地方不甚完善，且穷敛苛征，有加无已，刻己会议多次，拟在对港华地另辟商场，将华商营业移往彼处，业已具察一粤督，请予批准”。后来此议未予实施，“因澳门商界情形，多与华商有密切之关系，似未便逮尔舍此他适也”。⁽⁷³⁾然而华商心生动摇已是事实。在上述勘界及开埠事件影响下，澳门经济更加冷落，“澳地近三两月，居民多惧划界事决裂，纷纷迁回内地，房屋几无人过问，生意比之平时愈加怜淡”⁽⁷⁴⁾。马楂度也已看到，“澳门继续在无可救药地走向衰败，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的地方。由于港口迅速不断的淤积及中国人发动的反对我们的浪潮，澳门一年不如一年”⁽⁷⁵⁾。

在这种背景下，华商之于澳门的重要性再次突现出来。澳门葡萄牙人很清楚，要挽救澳门商务，唯有一策，即稳住华人，留住华商，“救亡之策何在？亦惟善体华人之意，以羁縻之而已，故凡法律之上不便于华人者，则易弦而更张之，务使华人咸称利便，视为乐土，宾至如归，方不致沦青以亡”⁽⁷⁶⁾。因此，澳葡上下一致认为要大力改革澳门的现行制度，并请求葡萄牙政府“准澳督有权便宜改良政治”。而对于华人利益，澳督亦公开表示要尽力维护，“本督凡关于华人自主及利益之事，无不悉心体察施行，经将便益华人之新章程具奏大君主，请准核实”⁽⁷⁷⁾。澳督此言，并非甘言哄骗，时人亦已注意到：

闻澳门各渔船，澳督有一律免枕以为牢笼之计。又闻前月派镜澳医院拟倡立商会，澳督亦甚赞成。又闻澳门近日疫症颇盛，凡染是症者均可由医院料理，不若从前之骚扰。又葡文两报对于划界之事亦颇和平，不若从前之轻藐一切。⁽⁷⁸⁾

从澳葡政府中要人的言论来看，葡萄牙政府在1912年最终批准了澳门商会的成立，应有澳葡政府请求之功。可以说明澳葡政府在管治华人之政策方面确实是在做一些调整。

1913年1月，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的中华总商会，财政捉襟见肘，幸得同善堂、康公庙等华人组织的大力支持而获办公场所，显示出澳门华人社群所给予的认同。

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后，运用其影响力广泛参与社会政治事务。据《澳门商会筹建会所碑记》等资料记载，澳门未有商会以前，举凡华商遭遇商业纠纷，均投诉镜湖医院加以解决。中华总商会成立后，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被授予商事裁判权，“凡秉公断结，视为与官厅判断无异，无论如何不得上控”，遂成为华人在澳设立最重要之机关，亦为调解商业纠纷的权威性民间组织，从此改变了澳门商人向无团体，每遇事故只得借镜湖医院集议解决的局面，中华总商会日益发展成为澳门地区与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Tong Sin Tong）并称的华人重要团体，起到了沟通政府与民间的渠道作用。⁽⁷⁹⁾

1922年5月29日，澳门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五二九”事件。事件爆发后，数万华人愤然离开澳门，返回广东内地。当晚，澳门联合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派出代表向澳葡政府交涉，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伤家属，同时电请广州政府与葡方交涉。⁽⁸⁰⁾与此同时，“全澳商店及摊馆、银业等，由第三日起，至初五均闭门停止营业”，澳门“各店铺紧闭门户，停止贸易”，澳门全面罢工罢市。⁽⁸¹⁾

“五二九”事件发生后的次日，澳督施利华（Henrique Monteiro da Correa Silva）颁布法令，严令所有未经政府核准立案之在澳成立的工会一律关闭解散，宣布68个与罢工罢市有关的工会为非法团体，并对澳门民众的结社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凡会章未经政府批准之工会，须立即关闭，作为惩戒”⁽⁸²⁾。8月4日，澳门市政厅报告称：1922年5月澳门的骚乱或许有种族的寓意，明显受到广州罢工者的启示，但事件很快带上阶级的特征，矛头对准了澳葡政府，并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紧张气氛，也带来了很大的商业损失。与此同时，广州的危机驱使很多居民到澳门来寻求庇护。澳门当局认为，中华总商会实际上充当了当时迅猛发展的“工人协会”的坚强后盾，还有一些非法团体纷纷浮出水面，响应这一事件，它们包括“中国人民反对葡萄牙协会”和“澳门工人阶级誓言罢工总委员会”。⁽⁸³⁾不过，有关澳门中华总商会参与事件的史料却未有面世，究竟中华总商会是否参与、若有参与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值得进一步研究。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7月17日，罢工潮影响到澳门。因为这次罢工虽然主要是针对英国，但英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关系密切，而且澳门和香港一向海上交通往还频繁，所以对罢工者来说，封锁香港，势必也要封锁澳门。最有效封锁澳门的方法，即发动香山县南部前山一带的工人，正式成立驻前山纠察队，在关闸以北防卫、巡逻。当时前山有自港回省罢工工友百余人，组织临时纠察队，搜查对澳门的粮食出口，防止“轮船等运输粮食由澳门接济香港”。前山工人纠察队成立后，澳门酒楼工会派代表两人，到省港罢工委员会陪同罢工工友，并送回捐款200元接济工友。这是澳门工人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号召支持罢工，成为澳门地区参与这场罢工的先声。⁽⁸⁴⁾

1926年，澳门中华总商会参与到此次事件中。因省港罢工久未解决，省澳交通完全断绝，澳门商业深受影响，损失惨重。为此，总商会曾呈请省港罢工委员会下令准予恢复省澳交通。委员会以澳葡政府由澳门包运粮食接济香港、破坏罢工为由加以拒绝，并称如要恢复省澳交通，必先澳葡政府实行停止港澳轮船开行，完全断绝港澳交通。3月4日，澳门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强烈要求澳葡政府下令制止港澳轮船开行。顿时，商会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为强烈支持恢复省澳交通者，另一派为加入葡籍之商人，反对断绝港澳间交通。⁽⁸⁵⁾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澳门虽然未被日军占领，却遭到封锁，陷入“孤岛”时期。面对严重的危机，澳葡政府于1938年12月宣布，从该年开始向所有商号征收防务税，每年12月为征收期。防务税主要用于1000余名澳门驻军的日常开支和增添军事设备，其他则是增加政府的日常开支。防务税开增初期，即遭民间社团与商人的反对，中华总商会亦向澳督递交请愿书，因市场萧条，请求征税缓期。⁽⁸⁶⁾唯建议未为澳督所采纳。

1943年9月7日，澳葡政府再次颁布法令，对当押业加税。起初建议加税一倍，后经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可宁等人斡旋，改为加税五成，政府承诺和平后即行撤销。⁽⁸⁷⁾

除了上述几件由中华总商会代表华商及其他华人社群与澳葡政府就涉及华人权益事务进行交涉外，实际上，自成立以来，澳门中华总商会在谋求华人工商界和居民合法权益、促进华人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