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丁玲是如何获救的：文学的功劳

代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鲍德温和代表中国民权同盟的宋庆龄就中国的民权概念有激烈的争论。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些争论只是象征性的。作为一个在华的外国团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不能雇佣律师，也不能提起法律诉讼。它的诉讼权非常有限。因此，它的主要工作是在公众中发动舆论攻势。只有如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中国民权同盟才能迫使国民党释放丁玲。在这一节中，我要讨论释放丁玲的过程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即如何利用文学的舆论宣传功能在国内外为丁玲赢得同情和支持。

从一开始，中国民权同盟就希望他们的运动是一个速战速决的舆论运动。为此，同盟使用了当时日趋流行的“公电”来公布丁玲被捕的消息。正如周永明所指出的那样，电报在20世纪初期有关国家政治的辩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持续到二三十年代。争取释放丁玲的运动具有电报抗议的所有基本特征。他们使用大量的公电来公布丁玲被捕的消息，以抗议国民党对她的逮捕。他们在中国电报新闻和抗议集会的中心——上海从事这些电报抗议。同盟在像《申报》这样适合此类消息的报纸上发表这些公电。这些都满足了一种新的电报活动的基本标准，成为中国民权同盟此次运动的核心手段。

活动伊始，同盟便知道他们要报道的不是一般的不公正，要民众唤起同情的也不是一般的烈士，而是丁玲，一位拥有大量知名文学作品的著名小说家。宋庆龄很快就巧妙地把丁玲的作品融进了他们正式的抗议材料中。这些作品变成了丁玲不在场的声音，用以代替丁玲事实上已经被捕的个体存在。到1933年为止，中国左翼人士已经出版了两本丁玲的作品集：《丁玲选集》和《丁玲女士》。它们的出版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读者熟悉作为作家和个人的丁玲，并引发同情。并且，通过散发丁玲被捕的消息让大众支持同盟抗议国民党的运动。这一切在选集的编排上可见一斑。首先，两本作品集都刊载了丁玲的生平介绍，告诉读者丁玲的文学地位。之后，马上又介绍了丁玲的轶事，传递出丁玲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的信息。例如，题为《我们的朋友丁玲》的短文描写了一个令人喜爱的、踏实的丁玲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选集中的作者都有意把丁玲和他们所写的文本联系起来，就好像丁玲自己在诉说。在这两本选集中还刊有许多正式的抗议材料，例如宋庆龄的电报和丁玲被捕的事件回顾。这两本选集担当了重要的宣传职责。

这些故事成功地向国内的读者传递了丁玲的近况。它们对中国民权同盟的工作贡献巨大，使同盟能更好地宣传丁玲的被捕并迫使国民党释放丁玲。史沫特莱很快就看到了一个不仅在国内读者中，甚至在国际读者间宣传丁玲被捕消息的机会。因为当时美国和英国的读者常认为中国人缺少个性，因此丁玲的故事可以用以证明她的个人主义和个体的声音。仅仅使用政治性的电报来勾起全球读者对丁玲的同情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式。但是，发行她的小说就不同了。这些小说赋予丁玲鲜活的脸孔和个性。新闻报道和抗议材料缺少人性色彩，而文学恰恰写出了人生的喜怒哀乐，具有新闻报道所不具有的亲和力。同时，因为丁玲的小说大部分都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这也让美国公众更好地理解她的处境。现实主义是30年代美国和欧洲文学的主流。

在丁玲被绑架六个月之后，史沫特莱召集了一群中国学者将丁玲最著名的一些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亚洲和美洲》（Asia and the Americas）等美国著名的杂志上。被翻译的作品包括《水》和《某夜》。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将中国作家的主体存在“翻译”成美国读者所熟悉的模式，使得她对人性和民权的诉求更易理解。史沫特莱、鲍德温以及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878—1968）比较了丁玲的文学和美国民权保护运动的政治相似性，认为丁玲能够用写实主义作品表现自己的主张，其作用相当于美国的民权保护运动。

史沫特莱集中精力翻译、出版了丁玲的短篇小说，强调丁玲对人性和民权的诉求。这些短篇中的两篇——《某夜》和《水》——在国际左翼刊物中刊载最为频繁。《某夜》被翻译成了“Night ofDeath, Dawn ofFreedom”（译者注：死亡的夜晚，自由的黎明），而《水》则被翻译成了“The Flood”（译者注：洪水），这两篇都是丁玲创作于30年代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们虽各不相同，却有着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通过现实主义追求一种既个体又普遍的身份；其次，他们都描写了统一、团结和集体的形象。例如，以白色恐怖为题材的《某夜》描写的就是五位年轻人在被国民党处决前的最后时刻。尽管饱受折磨和凌辱，他们仍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使命，英勇就义。故事是以一个在临死前开始摇摆不定的年轻人的视角讲述的，但是在同志的帮助下，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懦弱，并与朋友们手拉手唱着《国际歌》坦然面对处决。丁玲严格遵守了现实主义的法则，通过她从辛克莱那里学到的一系列自由间接引语塑造了一个受苦的形象。当然，史沫特莱之所以选择这篇小说是出于内容上的考虑，因为小说描写了五位年轻作家的遇害，主人公的遭遇正好道出了丁玲当时的处境。史沫特莱对小说的形式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小说的自由间接引语。小说的中文原文使用这一写法是为了能够在五位主人公中自由的转换，使得五个人能够分别讲述故事。而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效果创造出一种单个主人公和全体主人公同时受苦的强烈感觉。读者们也能通过作品的主人公感受到人类的苦难。把小说从中文翻译成英语使得这种效果进一步加强。史沫特莱在几处关键的地方对原作进行了细微的处理，在英语翻译中增加了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例如，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她故意改换了小说的叙述方式。原作：

夜是沉默着，肃静，压严，飘着大块的雪团和细碎的雨点。冬夜的狂风叫着飞去，又叫着飞来。雪块积到那垂着的头上，但风又把它吹走了。每个人都无言的，平静的被缚在那里。在一些地方，一个，二个，三个……地方流出一些血来了，滴在黑暗里的雪上面。天不知什么时候才会亮。

史沫特莱的翻译是：

The night was ugly and forbidding.The huge snowflakes and the fine sleet drifted through.The wild wind of winter roared by only to come roaring back again.The snow piled upon the hanging hands to be blown off again by the gale.They were all dumb and motionless, fasted there.In some spots-in one, in two, in three spots—the blood trickled down and mottled in the snow in the darkness.Will the sky ever grow light? （译者注：天会亮吗？）

最后的这句翻译很重要。尽管史沫特莱在小说的其他部分都直接遵从中文原文，但是最后这一句却通过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而加强了小说的力度。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It is not known when the sky will finally grow light”。史沫特莱的改动很小却很重要。从陈述句到疑问句，史沫特莱让这句话首先成为死去的主人公的疑问，其次是读者的疑问。这样就让主人公和读者的意识合二为一了，而不是仅仅将它翻译成主人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这样才能影响读者，进入主人公的内心，结句也直达读者的内心。

对《水》的翻译是为了让丁玲的小说和国际读者联系在一起，但是使用的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它没有为了感动西方读者而调整原文，而是强调了一个在不同文化和语言中都会出现的比喻（tropes），比如说“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和平民主义（populism）。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在其研究中国现实主义的著作中指出，《水》要描写的是一种新的“集体身份”，一个散播进集体的主体概念。由于在作品中呈现了总体和社会行动概念的复杂性，也即安敏成所说的“有意识的增加”（a consciousness of increase），小说经由卢卡奇发展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史沫特莱很快就发觉了“洪水”这一形象的力量。在中国语境中那慢慢起来抵抗的农民集体以及如洪水一般汹涌的抵抗意志与活动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语境中可以解读成国际抵抗力量的形成。洪水这一个形象或象征已经超越了文化差异，号召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读者加入人类愤怒的汹涌大潮中。在《亚洲和美洲》上发表的《水》的英文翻译《洪水》将原本30页的中文原文紧缩到8页，主要翻译的是奔腾的洪水和处于急剧运动中的人的身体。比如说以下的段落：

The dong, dong, rolled across the fields from the direction of the dikes, a confused clamorous note shaking the people out of their houses, rousing all the animals and fowls, startling even the roosting birds.The whole village burst into life.The universe itself seemed to have been strung on a line, ready to break at this touch of sound.One of the women dashed from the house, and then everyone emptied from it, streaming towards the cinnamon, everyone...

翻译之所以选择了这一场景是因为它创作了一个社会生活中丰富且完整的图景，中美文化里都有。这图景就是普通老百姓和“整个村庄”都突然爆发；动物，女人和每个人，以及整个宇宙都一起突然爆发。史沫特莱的目的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一图景。在公布丁玲被捕的消息的同时，倡导一种肯定世界内部关联性，并以此解决文化差异的文学样式。世界各国所共有的图景便是大众集体和人类生活无穷尽的“洪水”。

30年代，国内的研究者们很快就认识到《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价值。同时，国内的评论家们也注意到了国际社会对它的喜爱。小说仿佛是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和社会革命的象征，它也因此在国内外都能找到读者。史沫特莱和国内的批评者们都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她特地在翻译小说的时候将标题更改为“洪水”，使它能够融入美国左翼圈中有关群众力量的话语，也使小说能配合美国对中西部地区相似天灾的关注。从内容上而言，《洪水》和当时美国的文学潮流是相容的。Barbara Foley发现美国30年代左翼小说中也在差不多时间出现过一个类似的“集体形象”（collective subject）。和中国的作家相似，美国的左翼作家深感批判现实主义的局限性，转而投向于以群众为焦点形象的、更为有力的社会现实主义。美国的集体形象小说常在结尾处描写罢工场面，而《洪水》则在小说的最后提供了相似的农民一起反抗国民党的场景。

总而言之，丁玲小说的翻译和传播使得美国的读者能够阅读到一个令人同情的，似曾相识的丁玲；同时也证明丁玲能够如美国人一样有深厚的感情和鲜明的个性。这些翻译将中美左翼文学连接起来，指出他们都拥有像“洪水”和群众形象等共同的比喻和想法。至于这群众是一群中国农民还是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已经无关紧要了。这些都使得美国左翼人士莫名地关注起中国的政治危机，使他们更愿意加入营救丁玲的活动。文学就这样成为了一种沟通的工具。它促进那些看起来根本不同的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和中国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正遭受苦难的工人和左翼知识分子，看起来是如此的相似，且有着同样的愿望。

这里我想介绍另一个对理解丁玲被捕事件至关重要的档案，那就是丁玲作品的英语翻译以及它们在中国之外的地区和国家的流通。我们常常把翻译看做是文学作品的后续生命，并且认为翻译对理解原作发表之初的意义并不重要。但是，正如我所谈到的那样，丁玲作品在美国的解读和它们发表之初在中国语境中的原始解读关系密切。为了更完整地理解丁玲的作品，这两者的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我认为他们中的任意一方都对另一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中文的原文影响到了作品的翻译和接受；同时，作品的翻译和流通也决定了原始作品的意义和解读。翻译不仅仅是原作的后续生命。我在本文中所举的例子只是我所用的档案的一部分，另有许多仍未被处理。它们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