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浪漫自我的实现：革命与恋爱

丁玲的小说《韦护》, 1930年1月至5月连载于《小说月报》上，以瞿秋白与王剑虹恋情作为素材，描述了革命意识克服了罗曼蒂克的自我意识。瞿秋白去世以后，丁玲在不同时期对瞿秋白的回忆与评论，呈现了侧重于不同面向的叙述，这些叙述内容，尽管因为丁玲的处境与心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体悟与感触，但始终有其一贯性，都是出自于一心向着革命实践之路的真诚叙述，呈现了丁玲呼应着中国革命发展阶段性的心路历程。今日重看丁玲的瞿秋白论，不能去历史化地看待这些不同面向的叙述，就认为丁玲的叙述前后矛盾。

有关丁玲的瞿秋白论，相关的研究，举其要者有张志忠考察丁玲关于韦护的叙述时指出：“在不同时期所言，有着明显的差异，每次讲述，既有重合，也有交叉和内在矛盾”，藉由“丁玲对小说中的韦护与丽嘉之间和现实中的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感情关系的不同描述，解读不同语境下丁玲对这一命题的叙述要旨及其不同的述说心态”。秦林芳的研究则指出丁玲的瞿秋白书写揭示了瞿秋白作为“战士”和“文人”的双重身份和二重人格。丁玲的“瞿秋白书写”多次转移了自己的视点和重心。这显示出了在“政治”与“文学”的张力场中丁玲自我意识倾向的波动和迁移。瞿秋白这个被书写的“他者”，实际上成了人们观照丁玲复杂“自我”的一面镜子。张志忠与秦林芳的研究，无论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或是从主体叙述的视角，共同考虑到了丁玲所处的文化语境与场域性的差异，导致丁玲对瞿秋白论述的差异，并隐含了自我投射与告白的叙述策略，对本文颇具启发性。

丁玲在中共革命重要的转折期，总是会想起瞿秋白，有时也会论及《韦护》。我想要藉由丁玲的韦护形象塑造与瞿秋白的论述，对比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以丁玲和瞿秋白作为中国知识革命者的代表，探讨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笔者认为丁玲对瞿秋白的论述，尽管侧重的面向有所不同，但自始至终都对瞿秋白的革命精神予以肯定，丁玲从未怀疑过瞿秋白对革命的实践与奉献。甚至当丁玲因为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的热恋而感到寂寞，决定离开上海时，丁玲在1980年《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回忆道，当王剑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时，她告别了这位挚友：“好友啊！我珍爱的剑虹，我今弃你而去，你将随你的所爱，你将沉沦在爱情之中，我将随秋白走向何方呢？……”（第6卷，43页）丁玲至晚年显然还是认定当她与王剑虹还徘徊于冯雪峰所谓“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时，她遇到了上海大学“最好的教员”瞿秋白，引领着她走向她往后的人生道路。

从私人情谊来说，丁玲对于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悲剧，从不隐讳她为王剑虹生病时瞿秋白不在身边感到不平，无论是《韦护》或是1931年的公开演讲《我的自白》，她都将这场悲剧归咎于有着矛盾的二元性格的韦护（瞿秋白）。《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提到当时的心境：“我心想：我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虽然她是死于肺病，但她的肺病从哪儿来，不正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吗？”（第6卷，46页）丁玲也在此文坦承她曾经对于瞿秋白在王剑虹病逝后几个月即与杨之华结为连理无法谅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丁玲因此有意疏远瞿秋白。

丁玲在塑造“韦护”形象时，虽然受限于她当时的生命体验，无法具体描写投身于革命工作的“韦护”，而侧重于描写恋爱中的“韦护”。但《韦护》正是因为描写了受到“五四”启蒙精神、个性觉醒的革命知识者，在革命的浪潮席卷底下，陷入文艺与政治、个人与集体、恋爱与革命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性，而写出了那一代知识革命者的形象风貌。丁玲“韦护”的形象塑造以及对瞿秋白的评价，完全展现了丁玲公、私领域分明的理性与感情。在怀念王剑虹的私人情谊上，她无法对瞿秋白与杨之华这对“爱人同志”感到释怀，所以她在《韦护》中不但描写了韦护在俄国的风流史，也让她在诀别丽嘉的信中自我忏悔道：“韦护又有了流氓行为，又欺骗了女人”“韦护终究是物质的，也可以说是市侩的，他将爱情亵渎了，他值不得丽嘉的深爱呵！”（第1卷，108、109页）虽然理性上丁玲明白王剑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他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理性上她无法苛责瞿秋白，但这应该是后设的理解。丁玲坦承她当时还曾向谭惕吾倾诉她对瞿秋白的怨气，谭惕吾劝导她，丁玲听进去了，但也因此疏远了谭惕吾，她和瞿秋白同在北京时，“反而好像不认识一样”（第6卷，49页）。

写在瞿秋白与杨之华婚后六年的《韦护》，丁玲似乎还想要给自己一个理由，解释瞿秋白何以在王剑虹病逝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可以很快地接受杨之华的爱情。写作《韦护》时，丁玲已经见识过瞿秋白和杨之华“爱人同志”的婚姻。所以丁玲描写韦护发现自己可能爱上丽嘉时，希望自己可以抗拒爱情的诱惑：“他很怀疑丽嘉，他确定这并不是一个一切都能折服他的人。”（第1卷，65页）丁玲在1931年的演讲时提到《韦护》，写的是他的一个作家朋友，并说明她写的这位朋友（即瞿秋白）的苦恼：

他曾说，他爱她并不如她诚恳的那样，他只以为那女人十分爱她，而他故意写诗，特意写的那样缠绵。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她。每日与朋友都是热烈谈论一切问题，回家时，他很希望他的Lover能把关于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他很希望得到一个心目中所要来的一个爱人。他曾老老实实的对我这样说过。

丁玲在这场演讲中虽然讲述的是瞿秋白感到恋爱与革命工作的冲突，但却也在无意中透露出她能够理解杨之华与王剑虹对于瞿秋白来说，当然是杨之华更能满足瞿秋白对“爱人同志”的想望，可以使革命与恋爱相得益彰。丁玲在塑造丽嘉与韦护的恋情与革命的矛盾时，丁玲情感上不能不为她的挚友王剑虹抱屈，但是1934年瞿秋白被派去苏区工作，党的要求一样使瞿秋白诀别了爱妻杨之华，并且从此天人永隔。1985年当丁玲写《早年生活的二三事》又更客观、理性地讲述瞿秋白、王剑虹与杨之华的恋情时，则写道：

王剑虹死后，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瞿秋白说只有两个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评他，一个是天上的女子王剑虹，一个是世上的女子杨之华。他写履历的时候第一个妻子写的是王剑虹。他和王剑虹认识一年，同居才半年。王剑虹死后，遗体放在四川会馆。当时瞿秋白正好到广州去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会，这个会他是非去不可的。（第10卷，306页）

显然丁玲生前一年已经全然释怀她为王剑虹感到委屈的感伤。丁玲出于为王剑虹抱屈意识下开始创作《韦护》，但《韦护》却成了丁玲克服“五四”浪漫意识的首篇之作。虽然丁玲对瞿秋白有不谅解，丁玲依旧依循瞿秋白对韦驮菩萨精神的自我期许，塑造了瞿秋白牺牲自我、奉献于革命的韦护形象。

尽管韦护的革命形象不够具体，但小说还是多次铺陈了韦护不可磨灭的革命信仰，一开场就说“他目前全部的热情只能将他的时日为他的信仰和目的去消费”，当他发现自己可能爱上丽嘉时，即抗拒着这段恋情：“他并不反对恋爱，并不怕同异性接触，但他不希望为这烦恼，让这些占去他工作的时间，使他怠惰”，虽然这不过是“生命的自然需求”（第1卷，65、109页）。当他从热恋中清醒过来，他明白所想望的与丽嘉学鲁宾孙漂流到无人小岛共度余生，不过是自欺欺人。韦护并不在乎被同志攻击，促使他真正下定决心离开丽嘉的原因是他无法违背自己的信仰：

他已不能真真做到只有丽嘉而不过问其它的了。唉，若是在以前，当他惊服和骄恃自己的才情的时候，便遇着丽嘉，那是一无遗恨和阻隔的了。而现在呢，他在比他生命还坚实的意志里，渗入了一些别的东西，这是与他原来的个性不相调和的，也就是与丽嘉的爱情不相调和的。他怠惰了，逸乐了，他对他的信仰，有了不可饶恕的不忠实；而对丽嘉，也一样的不忠实了。（第1卷，103页）

《韦护》中多次铺陈韦护的二元性格。韦护给丽嘉的诀别信中也提到，将他深爱的那些文学书籍与诗作，一并送给丽嘉。丁玲于此处将文学志趣与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也显现出写作《韦护》时丁玲自身对文学与改革社会的认知。受到“五四”的启蒙思潮、个性解放的影响，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来，即把文学、自由恋爱当成是自我的实践。到了写作《韦护》时，因为受到瞿秋白的影响，丁玲将韦护的革命信仰、意志与实践也纳入自我实践的可能之一。但是此时的丁玲也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流露出的将恋爱与革命、文学与政治视为是矛盾的二元性并无二致。丁玲是到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革命工作的体验与整风运动才逐渐克服了这种革命与恋爱、政治与文学的二元性。丁玲塑造的韦护形象与瞿秋白在《多余的话》的自剖却有着高度的重叠，这也说明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实践，只能是中国普罗文学的转折期。“五四”的启蒙思潮、个性解放与欧化的白话文体，都必须经过瞿秋白在3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文艺大众化”的时代课题中，逐一克服革命知识者从封建意识解放出来的自我意识，并在延安根据地进一步完成与群众意识的结合。而在此过程中，丁玲的普罗文学的实践过程与路径是完成革命知识者“文艺大众化”的最佳言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