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医书院的科学与孙中山

孙中山是西医书院第一期学生。同期入学者共11名，其中五年后获颁医师资格的只有孙中山和江英华两人，可见获得该资格何等困难。孙中山不仅获得行医资格，不少科目成绩也很优异。据罗香林研究，孙中山一年级末化学和生理学的成绩最优，但总成绩仅为第三；二、四年级的总成绩都是第一，所得评语是“优等（distinction）”（三年级考试成绩不详）。毕业前专业考试（产科、外科、内科）的评语是“合格（pass）”，不及“优等”，但平均成绩73分名列前茅，比江英华高6分。毕业总成绩表显示，在共12门课程中，“优等”10门、“合格”2门，总评是“最优等（with great distinction）”。孙中山虽说少年时期曾在夏威夷接受过初等教育，进入西医书院前又曾在博济医院附属医校学习过医学基础（尽管是通过汉语），但上述优异成绩无疑是他刻苦学习、不懈努力的结果。

1892年7月23日，康德黎在西医书院首次授予行医资格典礼上致贺词如下。

 

凡多少了解中国人的都会发现，意志坚强或许是他们最普遍的特点。在本民族历史上，在打倒高压的统治者时，抑或在打败敌人时，他们总能发挥其不屈不挠的意志的力量。……我们就是和这些人的子孙们在交往，他们的本性是，科学也好，战争也好，一旦立下志向就绝不退却。

 

“不屈不挠的意志”（Constancy Purpose）——这应是康德黎给予自己所钟爱学生的最高赞美。这句话为人们铭记，后来被用作香港大学医学院创立100周年纪念刊物的标题。当天，孙中山获颁行医执照。照文称：

 

香港西医书院学院，并讲师考试各员等，为给执照事：照得孙逸仙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发给执照，仰该学生收执，以昭信守，须至执照者。

右仰学生收执。

 

很明显，该执照是证明西医书院认可持有人拥有从事医疗的能力，而并非英国依法承认的资格，也非医学学位证。尽管如此，时任香港总督亲颁该照，对孙中山无疑仍是极大的荣誉，也无疑使他拥有了立志实践科学的意识。

显然，孙中山经过刻苦努力掌握了医学。不过，他在西医书院具体学到了什么，还需稍做分析。首先是，他掌握的医学的“质量”如何。

考虑到西医书院的目标纯粹是培养临床医生，而非医学研究者，授课也主要依靠不取报酬的义务教员，孙中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的水准不应受到过高评价，较之被誉为“医学革命时代”的19世纪后半期医学界最尖端的理论和技术水平——各种病原体及病原菌的发现、感染路径的确定、疫苗开发等捷报频传——是远不能及的。

不过，西医书院的教育确有先进之处，使用显微镜即其一端。在一年级植物学口试考场里，除各类标本外，还备有显微镜。以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科赫（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1843-1910）为代表的细菌学研究，正是显微镜带来医学革新的典型。实际上，西医书院所开设课程并不包括当时医学界最先进的细菌学（Bacteriology），孙中山所学的只是以细胞和细胞间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组织学（Histology）以及病理组织学（Morbid Histology）。在化学家巴斯德携“免疫学”进入医学界、医生科赫凭缜密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确立“细菌学”的这个时代，要在创办不久的西医书院学习细菌学等是不大可能的。不过，孙中山尽管未曾从事细菌学研究，但在日常学习中有机会借助显微镜观察细胞以了解其功能，对当时的中国人无疑是极其难得、十分先进的。而且，他的恩师们此时也在使用显微镜观察“病原性生物”，亦即作为生命体的细菌。因研究丝虫病感染路径而享誉世界的孟生自不必说，原本专修外科和解剖学的康德黎也在自家研究室使用显微镜观察自己培养的细菌。他们的学生孙中山，后来把细胞称作“生元”。

西医书院的教育并不仅限于个人获取知识、技术，这应该予以重视。如上所述，西医书院的创办者们拥有共同的使命感，那就是将科学传播到中国各地。称医学为“科学之母”的孟生在开学典礼上致辞时，预估书院及其毕业生将面临众多困难，说“我们将因推动中国的医疗改革而成为科学的开拓者，这是远大的理想，是包括医学在内的许多方面的事业”。对香港的社会事业贡献卓著的何启也说：“我们希望刚创办的医校能被社会承认，并帮助医学普及到中国各地。愿本校成为中华帝国数百万人灵魂的救星。”二人的发言受到在场人士的一致欢迎。

隶属伦敦传道会和香港统一教会（Hong Kong Union Church）的湛约翰牧师（John Chalmers, 1825-1899）也为开学典礼发来贺词。他称西医书院的创办是“福音传道者和医师间原本存在的亲密性带来的成果”,表示欢迎，并允诺讲授物理学。当时的新教教义已接受进化论，并正在开展社会福音运动，以在地上神国实现进化的最终结果。按此思路而言，不仅宗教和科学不可能发生所谓冲突，科学传道者的使命感甚至会更加高涨。从他们的发言或许可以看出以西方为核心的一元化进步史观，即欧洲先进文明国家对亚洲落后国家进行启蒙并指导其走上正确的进化之路；但若因此而对他们的使命感和目的予以全盘否定，我们可能看不到孙中山作为科学启蒙者的出发点。

比如，观诸上节作为西医书院创办背景之一所论述的公共卫生领域，孟生、康德黎和何启三人都是香港卫生委员会成员，卫生学还被列为西医书院开设课程之一。孙中山在1891年“公共卫生学”（Public Health）考试中获得86分的最高分。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即曾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罗香林对此十分重视，并论述到，对生理学及卫生学已有深刻理解的孙中山受到进化论的启发，从而形成了后来的“知难行易说”。尽管无法断言孙中山此时学习的进化论就是所谓社会进化论，但至少从西医书院的办学精神观之，我们难以否认孙中山曾从恩师那里学到其进步史观，即医学应对推动社会进步（即进化）的科学、社会改良做出贡献。

执照授予仪式的当天晚上，康德黎邀请有关人士50多人在宾馆举行庆祝会。席间，孙中山代表两名毕业生致谢辞说：“为学生，为所有香港人的福祉，祝愿书院取得成功。”后来，孙中山谈到他放弃行医而走上革命家之路的动机时，屡屡引用他自己的话：“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不过，孙中山所修医学本来就是以全社会为对象的。

上述探讨或许给人以如下印象，即西医书院是试图向“落后国家”传授西方近代知识精华“科学”的“欧化主义”机构。如此理解显然过于片面。

孟生和康德黎等西医书院的骨干多为苏格兰人，但在英国以外则是英国人。换言之，他们拥有双重自我认同（identity），即不列颠人（British）和苏格兰人（Scottish）。而生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接受高等教育的何启，自我认同更加多元。他们投向异质文化的目光，反映了他们往还于地理及文化的核心和边缘所形成的意识。孟生曾就科学传道这样说：

 

所谓无知、有知等往往是偶然的产物，不应成为责难、称赞的对象。愚劣、睿智等也是个人主观问题，是以自己所属社会为标准的。……我们握有最高的真理，这就像灯塔光芒四射一般清楚无疑。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对富有智慧和探索精神的中国人不能以礼相待，不考虑他们的感受而试图将这种真理强加给他们，他们是决不会倾听的。

 

这段话对普遍真理“科学”表现出绝对信赖，同时又准确道出了传道者往往深陷其中的陷阱之所在。不过，即使孟生本人，在高雄和厦门任职时也并未坚持这种态度。

孟生获阿伯丁大学内科博士学位后之所以远赴远东就任中国海关外科医师，是因为他作为苏格兰人几乎无法叩开以伦敦为顶点的英国医学界的任何一扇大门。不断膨胀的大英帝国向世界各地输送了大批“白衣大使”,其中许多是来自不列颠岛周围的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且抱负不凡的医学家。他们凭借帝国的权威和近代医学的优越性，成了照亮蛮荒黑暗之地的文明使者。就这样，孟生不仅在其履职之地获得了财富，还在厦门因当地人“合作”而得以进行人体实验，从而成功揭示了丝虫经蚊子感染人体的机制。帝国无可撼动的权力结构——核心支配边缘区域——在此隐约可见。

可是，孟生的上述态度，与高高在上者的骄矜还不尽相同。实则，孟生在香港所接触的华人，并非全部愚钝、贫穷之流。其时香港被纳入英国殖民统治已逾1/4世纪，不少中国富裕家庭的子弟被送往英国留学并接受高等教育，回国后积极参与香港治理。像何启那样已掌握英语且有教养的精英们，已通过姻亲关系将各家族联系起来，以确保中国人之间的纽带关系，同时巩固其在香港社会的地位。多少有些悖论的是，正因香港受英国的殖民统治，才形成了地位不可忽视的新型华人领袖阶层。要理解孟生的上述态度，应该重视其在香港的生活体验。

只不过，香港的华人精英们，到底是生活在大英帝国和清王朝的“边缘”地带。支撑他们社会地位的基于英国标准的知识，既得不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的尊重，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立于殖民政府——更遑论英国——的中枢。他们只能是“不列颠人”（British）和“中国人”（Chinese）之间的桥梁，在时时感受到来自两方的排斥的情况下，试图确立其香港华人精英的自我认同。他们的形象，与既作为大不列颠的一员而履行其职责，又终身保持对故乡苏格兰归属意识的孟生、康德黎等颇有相似之处。简而言之，他们在既定框架内接受大英帝国统治的同时，又拥有不列颠、苏格兰、中国等多重视角组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这种精神土壤也为西医书院所继承，从而哺育出了孙中山这样的“边际人物”（marginal man）。

西医书院后来被编入香港大学医学院，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举行了被承认为综合大学后的第一次入学考试。该大学的校徽呈盾形，顶端为象征英国的雄狮，中间为打开的书册，上有“明德格物”四字，下部则配以拉丁文SAPIENTIA ET VIRTUS。“明德格物”显系来自《大学》的三纲八目（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德”（illustrious virtue）和“格物”（investigation of tings）分别被理解为代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想，因其能充分表达该校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探究经验主义科学的办学宗旨，而被采用于校徽。

更值得关注的是，SAPIENTIA ET VIRTUS即“睿智与美德”（wisdom and virtue），被理解为分别与“格物”“致知”同义。这体现了香港大学冀求“中西合璧”，即调和东西方传统并使之臻于和谐的办学宗旨。

如上所述，香港华人的知识基础根植于英语所表述的知识。如此，则以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准衡之，他们对“明德格物”的理解不一定“准确”，批判其与“wisdom and virtue”结合过于随意也并非全无道理。本来，“明德格物”与“wisdom and virtue”不可能完全同义。不如说，正因对二者的解释各自含有某种偏差，才使其中的“科学”有可能超越本国文化的界限，架起了通向异质文化的桥梁。

从西医书院毕业约两年后，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内中介绍自己“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该文充分表达了孙中山在东西方交汇的西医书院掌握了“医学”的自负。

附言之，1889～1901年，李鸿章曾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patron）。早在西医书院创办前即已开办天津医学馆、尝试引进西方医学的李鸿章，作为“科学”的拥护者而集在华外国人的期望于一身。据说，孙中山自西医书院毕业后，康德黎曾致书李鸿章荐用。此说真伪有待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母校内对“东方俾斯麦”期待有加的氛围，极可能是促使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