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孙中山与科学”。

把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孙中山与“科学”相提并论，许多人或有突兀之感。首先，提起“科学”，人们不禁会想起曾经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响亮口号，而当代中国的指导理念之一也称“科学发展观”。此类联想的存在，意味着“孙中山与科学”这一主题带有极强的政治性。实际上，不少学者曾试图按在不同政治形势下所提出的“科学”的内涵来解读孙中山的思想和行动。

当然，有如下疑问也不奇怪，即孙中山并非所谓科学专家（scientist），则其“科学”的实质意义到底怎样？因为，在当代，“科学”一般专指“自然科学”，即以确信客观、合理的自然知识体系和严谨的因果关系为前提，通过观察、实验所获得的专业性、职业性的学问、知识、观点等。这种理解，是随着科学作为探究知识的制度日趋专业化、职业群体化而普及开来的——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期以后。从近代日本传到汉语圈各国的“科学”一词，正是翻译了“science”的这种内涵而来。

然而，本书的“科学”却并非上述含义，而是使其脱却作为翻译词语所带上的东亚近代化历史的烙印，恢复“science”的原义，并将其作为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广义科学”来把握。如本书所论，孙中山所依据的“科学”，无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于西欧、席卷世界的“science”这一知识体系。当然，在该时代，“science”一词也已不再像其拉丁语词源“scientia”那样泛指所有“知识”；但原义与哲学的“爱智”（philosophy）相通的“science”，正在取代宗教而获得解释世界整体的普遍真理的地位，而其概念不仅是广义的，还涵盖向专家以外阶层开放的所谓“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在笔者看来，孙中山的思考和实践受同时期“science”的影响最大，汲取、发挥了“science”的各种可能性。

据说，因拥护进化论而被称为“达尔文的守门犬”（Darwin's Bulldog）的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晚年曾对有人称他为“科学家”（scientist）大为不满，希望人们称他为“科学人”（man of science）。他虽然对新的知识形态“科学”抱持积极态度，却不喜欢从事特定领域科学研究的职业“科学家”，也不愿与之为伍。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赫胥黎对“科学”的态度当然不同于孙中山，但这并不妨碍本书将孙中山视作“科学人”之一。因为，笔者相信孙中山也属于该时期为数众多的如下人物之一，即虽然通晓广义科学，但更多的是将其作为统摄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原理，而并不以之为职业。本书将从该时期“science”的传入、翻译、普及、应用等角度详细探讨孙中山科学观形成的过程，同时就发于“科学”的孙中山思想的深化过程及其特点、意义进行考察。

本书各章内容概要如下。绪论部分将回顾中国国内外经各种角度投射而形成的孙中山形象的形成过程，以明确本书的研究意图，即以“科学”为关键概念探寻孙中山思想形成的轨迹。还将概述本书随处参照的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以简要勾勒孙中山思想的轮廓。

正文共四章。第一章将从孙中山青年时期所接受的医学教育探讨其科学观的原点或曰出发点，并以《孙文学说》提倡的“生元说”为终结点。该章指明孙中山科学观产生、深化的起点和终点，但未采用史学研究通常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方法。这是为了对孙中山思想的核心“生之哲学”预做提示，同时也可因此明确本书的研究范围。

其后各章分别论述有关主题。第二章将根据孙中山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探讨其与医学的关系。此章关注的具体问题是促成该译作问世的西方医学向中国的传播、红十字会等的战地救护活动在世界各地的普及等，以重新审视孙中山及近代中国所接受的西医的真实形态。第三、四章则将对《实业计划》进行考察。近年来，该书被视为对中国经济开发的建议性规划而再次广受瞩目。本书则把当时的国际环境、工程学的作用也纳入视野，阐明该书产生的过程；进而将工程学的范围限定于水利学，以分析《实业计划》第二计划中上海港开发计划的历史意义。

在科学的各领域中，各章之所以尤其关注医学和工程学，除孙中山本人在这些方面留下的思考痕迹最为集中、清晰外，还因为此二领域的差异形成对照。亦即，虽然医学和工程学同为近代应用科学的代表，但前者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早已实现学科独立，而后者则直到近代以后才被充分认识到其技术价值，并被视为独立的科学领域。

终章将基于此前的探讨，重新回顾孙中山科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并就孙中山思想“由科学到哲学”的发展进行考察，这也是本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孙中山所处的“科学的时代”，西欧正在探讨自古被视为终极学术的哲学的存在意义，并就其与科学的关系展开辩论。如果孙中山是将科学当作其行为及思想基础的“科学人”，则其以“科学”为核心的思想在深化过程中定会架起通向哲学的桥梁。

补论部分将聚焦曾与青年孙中山亲密交往的南方熊楠的科学观，以考察二人围绕“科学”所进行的各种探讨，从贯穿本书的“科学”——广义科学、大众科学——的角度，重新描述和呈现二人的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