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孙中山与医学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与出版

1894年秋，上海《万国公报》刊登《上李傅相书》。《万国公报》是居住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们成立的广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发行的启蒙性综合杂志，是当时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众所周知，《上李傅相书》是孙中山给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上书。但是，该文载于《万国公报》时，中文目录和正文标题下均不见孙中山署名，仅称“广东香山来稿”。

然而，英文目录却明记“By Y. S. Sun M. D. ”，引人注目。因为，此处不仅注明作者是孙中山，还冠以“M. D.（Medicinae Doctor，医学博士）”之称号。其背景当然是孙中山曾在香港西医书院修业五年，并于1892年7月获得内科、外科、产科的行医执照。当时的西医书院并非拥有学位制度的大学，故称孙中山为“医学博士”，严格来讲并不准确。不过，且不论现实的学位制度如何，此一称谓或显示《万国公报》的编辑们对掌握西医的孙中山的高度评价。换言之，他们或许认为孙中山是近代科学之士。

如本书第一章论述，在西医书院接受医学教育，是孙中山科学观的出发点。该书院医学教育的特征是：其一，具有按英式课程施教的先进性和实践性；其二，竭力成为社会“进化”的推动力量，提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办学理念。亦即，孙中山在母校所学习的医学，既是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之学、文化之学。那么，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曾进行怎样的医学实践？这是本章考察的出发点。

要考察孙中山的医学实践，首先须探讨其医疗活动。孙中山作为青年医生，活动舞台是澳门。1893年1月，孙中山开始在以贫困中国人为对象的慈善医疗设施镜湖医院任医席，数月后其中西药局（即诊所）和孙医馆开业。前者的服务对象是中产以上的中国人，后者则为葡萄牙人（包括澳门本地出生者）施医。孙中山为此从镜湖医院分别筹借2000元和2400元。当时孙中山的诊疗活动等十分繁忙，平日上午7时至9时在中西药局、10时至12时在镜湖医院，下午1时至3时在孙医馆诊疗，下午3时后出诊，星期天还要在孙医馆接种牛痘。如此繁忙，无疑反映了患者对孙中山医术的极高评价。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恩师康德黎鼓励他积极承担外科手术，遇有复杂手术甚至从香港亲赴澳门予以帮助和指导。医疗记录显示，孙中山通过内科、产科、外科等医疗活动得到患者极大信赖。据称，合计孙医馆和中西药局的诊费（每人1元和2毛）及出诊费（每人2元），其收入每年至少有约1180元。虽需偿付镜湖医院本息，义务施诊施药亦蚀损部分收入，但经营方面可期无虞。不过，后来孙中山本人回忆道，开办医院“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故该时期的医疗活动一般被视为其早期革命活动之一环；而显示其医疗活动实际状况的史料，尽管曾有黄宇和广搜博求，所得仍十分有限。尤其是孙中山从澳门移居广州、开办东西药局后的医疗活动，至今尚无从知晓。因此，要准确把握孙中山作为医生的实际形象极其困难。

有鉴于此，本章关注孙中山在医疗活动以外发挥其医学知识和经验的成就之一，即其译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Ambulance Lectures:First Aid to the Injured，下文英文名略作First Aid，汉译名略作《救伤第一法》）。该书为孙中山1897年流亡伦敦时所译，是其医学实践留下的唯一文献资料，也是反映其从“医生”到“革命家”转折时期思想的重要文献。

孙中山在行医的同时已开始革命活动，如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夏威夷，1894年11月；香港，1895年2月）等；但真正走上其所选择的革命家之路，则是因第一次革命起义即广州起义（1895年10月）失败而流亡海外，从而不得不放弃行医之后。受清政府通缉而开始流亡生活约一年的孙中山，中经被幽禁清国驻伦敦公使馆，九死一生终获解救后，曾得到短暂安宁。此后八个多月，他“暂留欧洲”，除“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外，据说还频繁前往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在此阅读和思考所得，后来凝结为《三民主义》。《救伤第一法》即在此期间知识探索的成果之一。

然而，虽然《孙中山全集》第1卷及《国父全集》第9册都收入该书，其底本却皆非出版于伦敦的第一版，而是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再版本。改名为《赤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该版本由民报社——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总理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杂志《民报》的发行者——出版，并附有该杂志主笔章炳麟的《再版序》。该书出版与《民报》发行一周年几乎同时，由此足见该书当时在革命派内部的重要性。问题在于，上述两部全集所收尽管都是1907年的再版本，却都将其排在第一版出版的1897年。而这正是此前的孙中山研究未能准确评价《救伤第一法》（第一版）意义的原因所在。

仅就《救伤第一法》的翻译及出版过程、背景而言，通过黄宇和利用原始史料和实地调查所进行的研究及分析，1896年至翌年孙中山在伦敦的活动已经明确。不过，黄宇和并未深入探讨该书内容，他所重视的只是其政治意义，称孙中山当时试图营造自己的“英雄”形象。所以，他把该书的出版视作孙中山吸引英国上层社会关注自己的有效手段。

《救伤第一法》（第一版）其书，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书名中的“红十字会”。观诸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由于“中国红十字会”于2004年迎来创立一百周年纪念，对其历史的关心亦形高涨，研究本身进展显著；而这些研究屡屡提及孙中山及其译著《救伤第一法》所发挥的先驱性作用和贡献。对此类研究试图重新探讨该会历史，并尝试准确定位和评价孙中山的功绩，理应给予高度评价。

本章将充分参照上述既有研究，依据刊于1897年的第一版或其英文原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社会背景中探讨孙中山何以翻译、出版该急救手册，并重新探究《救伤第一法》的历史意义，以具体把握孙中山与医学的关系，进而获得考察孙中山科学观的线索。

本章第一节将参照英文原版考察《救伤第一法》第一版出版的经过。第二节将明确主导翻译的原作者柯士宾其人的生平。在此基础上，第三节就孙中山翻译该书的内容与意义进行分析。第四、第五两节将把视线转向《救伤第一法》第一版出版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对该书与国际红十字运动、孙中山与红十字会的关系进行探讨。无须赘言，翻译并非仅是两种语言间的简单转换行为。本章将循着孙中山在英、汉语间往还翻译的轨迹，考察孙中山如何翻译急救法，或曰国际红十字运动背后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