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生元说”以后

如前所述，“生元”是孙中山独创的新词，是“细胞”的同义词。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在为阐述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而写的《生性发蕴》（1873，未发表）中，曾早于孙中山使用“生元”一词。西周的所谓“生元”是“为一隐微，栖于体内有虚体，而生万象者”, “生元学”则是“以灵魂为生活之本”的泛灵论之译词。较之孙中山作为科学学说提倡“生元说”，西周则视“生元学”为“超理学”的典型，将之与“实理学”相对；二者间并不见有何直接影响关系，但似对后世把孙中山“生元说”解释为唯心论的先声极富启发意义。西周：《生性发蕴》，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1卷（再版），宗高书房，1970，第54～55页。但是，该词因本身带有哲学意味，且在集孙中山思想大成之作《孙文学说》中反复使用，致使孙中山思想研究者围绕如何理解该词内涵展开过各种论战。最早的论者当数陈立夫。陈立夫（1899～2001），原名祖燕，字立夫。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人。陈果夫之弟、陈其美之侄。北洋大学采矿专业毕业后留学美国，1924年获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翌年回国，不久后成为蒋介石亲信，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战争中长期担任国民党党内、政府及军队要职。1949年去台湾，翌年经欧洲赴美。1968年回到台湾，以“总统府”资政身份任政治顾问，同时致力于促进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等社会活动。

孙中山去世约两年后，陈立夫以“生元说”为有力论据撰述并出版了《唯生论》。陈立夫：《唯生论》（上），正中书局，1927。该书未出下篇，而代之以更具哲学倾向的《生之原理》（正中书局，1944）。本书参照的是《民国丛书》第三编6“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所收之陈立夫《唯生论》（上）（正中书局1939年版影印）和陈立夫《生之原理》（正中书局1944年版影印）。该书第一版之出版信息引自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422页。该回忆录日译本有《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想録）》（上、下），松田州二译，原书房，1997。该书的首要目的是抵制共产党的唯物论。陈主张，孙中山提出的“生元”不仅是物质的，而且具有精神；并进一步解释道，物质与精神的这种关系，等于中国的所谓阴与阳的关系，即二者共同存在，生命才得以成立。

如此，则《易经》生生的原理“生生之谓易”《周易》卷十七，《系辞上》。和发自“生元”的民生史观，作为以生存为进化核心的宇宙万物进化原理被等同起来。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413、439页。陈立夫解释说，除抵制唯物论的理论外，“唯生论”还带有纠正“唯心论”错误的目的。不过，他所认为的生命的动力在于“诚”,陈立夫：《唯生论》（上），第145～170页。则被认为纯粹是唯心主义或复古主义之论。陈立夫将《易经》视作中国文化之根源，从颂扬传统民族文化角度观之，似有给予其肯定评价的余地，但中国大陆学界对《唯生论》的评价至今仍是否定的，称之为唯心主义、复古反动主义、传统文化偏重主义等。周德丰：《保守主义文化观的典型范式——评陈立夫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哲学》, 《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9～16页；杨慧清：《陈立夫唯生论中的中庸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40～45页；张珊珍：《陈立夫唯生主义文化观述评》,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第52～57页。按此思路判断，孙中山的“生元说”同样可作唯心主义之论来理解。在后来的中国，“生元说”是“唯心二元论”还是“唯物一元论”，成为孙中山思想研究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张岂之：《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该文没有提到的是，杨正典曾认为“生元说”属于生物学、细胞学（自然科学）范畴，虽的确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但其理论本身不属于哲学；并批判对“生元说”做形而上学及二元论解释违反孙中山的本意，是误解；进而主张孙中山哲学乃来自科学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最近主张“生元说”是唯物主义的学者有张汉静。张称“‘生元’说是孙中山唯物主义进化论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认为所谓“生元”即构成有机体的“构造物”（物质实体）。杨正典：《孙中山的生元说辨析》, 《哲学研究》1981年第10期，第27～35页；张汉静：《孙中山的科学技术思想》，科学出版社，2005，第39～42页。

然而，只有在摆脱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独断解释之后，“生元说”才能显出其本质。本来，并无任何痕迹显示孙中山在论述“生元”时曾意识到物质和精神的区别（或曰共存），当然他也从未使用过“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术语。倒是陈立夫对他认为与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一致的“生生之谓易”之“生”的解释——“生存”亦即“生命”之意，和“使其生”亦即“生产”之意的内在统一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朱子学と陽明学）》，岩波书店，1967，第41页。——需要加以关注。按此解释，“生”所表达的与其说是物质和精神（阴与阳）的共存，毋宁说是天地阴阳之气在宇宙万物万象（当然也包括人类在内）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活力，且与孙中山描述为“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全集》第6卷，第163页。的“生元”的形态相通。而赋予该不无神秘的生命观以“科学”根据的，就是圭哇里的著作。如前所述，孙中山认为，圭哇里之论是对此前哲学家、科学家及进化论、心理学都未能明确解释的问题给出答案的学理，亦即“科学的学说”。此处所谓“科学”非指分析性认知，而是指综合性知识形态。孙中山的出发点在于对生命统摄细胞个体和整体的缜密系统及其活力的赞叹。而“生元说”是在此基础上受到圭哇里主张该细胞的作用具有智能的论述触发而产生的。其时孙中山是否曾想到“生生之谓易”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说，在他的思考中，统摄近代“科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生命观的某种认知框架正在形成。

“生元说”也曾在现代生物学、生命科学领域激起波澜。观诸孙中山以后生物学的历史，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把细胞进一步细化，以在分子层次上探究其结构的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从沃森（James Dewey Watson, 1928-）和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1916-2004）于1953年提出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模型，到基因组的分析、合成等一系列研究，是以物理学家薛定谔薛定谔（Erwin Rudolf Josef Alexander Schrödinger, 1887-1961），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先后在斯图加特、苏黎世、柏林、牛津等大学任教授，后在都柏林研究所从事研究。他曾推导出获得高度评价的波动方程式，研究过量子力学中的物质波，在分子、原子层面之各种问题上提高了量子力学的权威。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对分子物理学及哲学也曾做出很大贡献。将生物视为一架时钟，并称其齿轮是“量子力学的神手创造出的最为精巧的艺术作品”为起点，薛定谔：《生命是什么——从物理角度观察细胞（生命とは何か——物理的にみた生細胞）》，冈小天、镇目恭夫译，岩波书店，2008，第169页。原著第一版为Erwin Schrödinger, 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4。该书翌年出美国版，得到各方关注。据称，沃森和克里克的研究曾受到该书启发。日译本初版刊行于1951年，为根据1948年版本翻译的岩波新书之一。而后科学家们则应用物理学、化学方法呕心沥血地探究该齿轮结构的历史。分子生物学在形成和规定现代生物学发展趋势方面的显著功绩，此处无须赘言；但是，对细胞的物质要素做数学、物理学分析，方法上往往排除了试图对生命和生物行为做综合把握的观点，却也是事实。

出于对此的反省，试图在汲取此前以物理学、化学为核心的基础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同时，横跨医学、心理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对生命现象做综合研究，以期对“生命是什么”这一根源性问题做出解答的，就是生命科学（life science）。其中就有团玛丽娜关注到已不可再分割为分子组织的细胞的存在，并认为细胞“具有自意”。团玛丽娜：《细胞的意志：审视“自发性之起源”（細胞の意思「自発性の源」を見つめる）》，日本放送协会，2008（团玛丽娜，日文作“団まりな”）。中村佳子（JT生命志研究馆馆长）试图从生命科学引入历史观点的“生命史”（Biohistory）角度重新建构世界观，她视为生命基础的也是细胞。所谓“自意”，即“某一主体不受他者强制，纯粹以自己的立场想到并进行某种行为及思考”（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团玛丽娜：《细胞的意志：审视“自发性之起源”》，第63页。团玛丽娜从发生生物学立场出发，将“对人及动物进行观察、解释、记述的生态学、行动学的方法（拟人方法）”作为“科学性工具”而进行的尝试，团玛丽娜：《细胞的意志：审视“自发性之起源”》，第80～81页。团玛丽娜主张“排除了拟人化就无法理解生物”，但也承认该主张偏离现代生物学主流较远。不过，她在与森达也的讨论中也指出，由于诱导多能干细胞（即“iPS细胞”）的发现，“细胞乃生命之最小单位”的认识有可能为人接受。森达也：《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私たちはどこから来て、どこへ行くのか）》，筑摩书房，2015，第126～156页。与圭哇里、孙中山投向细胞的目光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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