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贫困理论

一 贫困定义及其测度

1．贫困的定义

贫困一词，在《辞海》中释义为“贫苦穷困”。由此可见，贫困是一种非自愿选择的状态。学者对于贫困的研究工作开展较早，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关贫困的定义。

（1）能力贫困与收入贫困

世界银行（1990）认为，贫困是指缺失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瓦茨（Watts）认为，贫困是指一个人的财产状况，而非个人特征或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个人消费的预算线是受到严格约束的，即实物、服务或各种资源购买能力的缺失（Goedhart等，1997）。在国内，韩明谟（2002）认为，贫困是指家庭生活水平低于所在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并且经常缺乏生活必需品，生活困苦、悲惨。康晓光（1995）认为，贫困是人不能合法获得社会活动机会，不能维持生理和社会文化可接受的生活水准。

周彬彬（1991）则从收入贫困角度定义贫困，将贫困定义为经济收入低于社会可接受生活标准的生活状况。樊怀玉等（2002）则认为，贫困是因缺乏收入而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状况。

格德哈特（Goedhart, 1997）认为，经济上的贫困并非指的福利水平上的某种商品组合。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偏好会选择不同的商品组合。例如A偏好低收入而多休闲，B偏好高收入而少休闲，则并不能说A比B要贫困，因为A也可以有机会选择B的组合，因此从福利角度看，两者具有相同的福利。也就是说那些懒惰之人并不属于贫困范畴，但在实际中这很难甄别，即能力贫困是很难区别的。为此，我们这里只研究收入贫困。

收入贫困可分为两种，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是从生存角度去定义贫困状况的，即生存性贫困，其意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得的收入不能满足其生存的最低要求（刘福成，1998），这里的最低要求主要包括吃、穿、住等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绝对贫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所谓的消除贫困，更多的是指消除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则是从与社会的一般福利水平比较这个角度去定义的，即在满足最低生存要求后，与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其生活状况所处的水平。

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看，绝对贫困更多地与最低生活条件相联系，其客观成分居多。而相对贫困由于是从社会平均水平去考量，因此与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其在地理上和社会群体间表现出较大差异。

（2）单维贫困与多维贫困

从贫困维度看，贫困可以分为单维贫困和多维贫困。

单维贫困，是从某一方面或某一特征去衡量贫困，常见的如收入贫困、消费贫困、教育贫困等。在贫困研究中，最早关注的就是收入贫困或消费贫困。随着研究深入，教育贫困、健康贫困等其他贫困开始进入学者视野。

多维贫困，是从多个社会福利特征指标来衡量贫困，其理论主要创始人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森（Sen, 1999）认为经济发展是人们的基本可行能力的扩展，如饥饿、住房、卫生设施、营养不良、教育、健康等。多维贫困的本质是能力剥夺，其表现是福利的缺失。有些福利与收入有关，而有些福利与收入无关。收入贫困的减少只能增加与收入有关的福利，而不能增加与收入无关的福利，即福利是多维的、综合的，由此贫困也是多维的。尽管学者注意到了多维贫困，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却碰到了较大的难题。主要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多维度的处理问题，二是多维贫困标准的确定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处理方式是将多维度贫困综合处理成一维贫困，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文发展指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埃斯蒂斯（R. J. Estes）提出的社会进步指数等。其中人文发展指数（HDI）以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人均实际GDP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数，以此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社会进步指数（ISP）则是以10个社会经济领域中的36项指标浓缩成一个综合指数，借此来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

尽管综合指数能从整体上反映社会贫困状况，但由于从多指标处理为综合指数，因此处理后也丢失了诸多原始信息，产生了被平均现象，此外多指标处理为单一综合指数的方法多样，缺乏权威和统一性，因此存在诸多争议。

第二种处理方式是给衡量社会福利特征的指标分别设置贫困标准，并将各指标与各自的贫困标准比较，如果某一指标低于贫困标准，则该个体属于贫困对象，由此来构造总体贫困。由于不同的福利指标其内涵不同，其在量上不能“平均”（尚卫平，2005），显然第二种处理方式更为科学。但第二种处理方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贫困程度与两个人为因素极为有关：第一个因素是维度数量的确定问题，从敏感性角度看，第二种处理方式对维度数量的敏感性更强，例如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是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健康非贫困；第二个人是收入非贫困、教育贫困、健康贫困；第三个人是收入非贫困、教育非贫困、健康贫困。如果按一维收入贫困来衡量，则贫困发生率为1/3，如果按收入和教育二维贫困来衡量，则贫困发生率为2/3，如果按收入、教育、健康三个维度来衡量贫困，则贫困发生率为100%，显然，选择的维数越多，其估计出的贫困发生率就越高，其主要原因是，随着维度数量的增多，某一个个体落入某一个维度贫困的概率就越高，从而整体的贫困发生率就越高。因此如何确定合理的维度数量是第二种处理方式的关键。第二个因素是，随着维度数量的增多，显而易见的是，其确定各个维度贫困标准的难度也相应提高。例如，王小林（2009）利用Alkireand Foster多维贫困测量方法，结合2006年CHNS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和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进行了度量，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和农村均存在多维贫困现象，并且有近20%的家庭处于收入之外的任意三维贫困，多维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

2．贫困的测度

贫困的测度一般以构造某种形式的指数来体现，在这里，我们只简单介绍收入贫困的测度方法，常见的贫困指数有贫困发生率、收入缺口比率、森贫困指数以及FGT贫困指数。

（1）贫困发生率H（Head-count Ration）

贫困发生率是最易理解、最简单的，也是最早出现和最被常用的贫困测度指数。目前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一些跨国机构中仍为广泛使用。贫困发生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

其中，q为贫困人口数，n为总人口数。

贫困发生率信息含量较少，只提供了贫困人口的比例，贫困发生率对穷人的收入分布不敏感（Sen, 1976）。在反贫困政策上具有误导性，易导致对处于贫困线附近的穷人实行优先扶贫（张建华，2006），不适合采用以家庭为调查对象的数据（世界银行，2005）。另外，当贫困人口出现可防止死亡或未成年死亡，会出现贫困发生率下降而实际上贫困在恶化的假象（Kanbur, 2003）。

但贫困发生率由于计算简单，只需要收入或消费数据，因此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测量误差，因而更具统计可靠性（Zheng, 1997）。另外，只要让贫困线可以随时间变动，那么贫困发生率是一个很好的贫困测度工具（Foster & Shorrocks, 1988）。

（2）收入缺口比率I（Income-gap Ratio）

由于贫困发生率只考虑了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因此其在计算过程中忽略了贫困程度。美国社会安全局于1971年提出了贫困缺口（poverty gaps）的概念，所谓的贫困缺口即指穷人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收入缺口。Sen（1976）在此概念基础上，构造了收入缺口比率：

式中，q为贫困人口数，yi为第i个贫困人口的收入，z为贫困线。

收入缺口比率即穷人的平均收入缺口与贫困线之比，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穷人的整体贫困程度，但其还存在两个缺点：一是还不能完全反映穷人内部的收入差异，只要穷人的平均收入固定，则收入缺口比率与穷人的收入分布无关；二是给予不同的收入缺口以等同的权重，不能反映收入对贫困程度的边际贡献递减效应。事实上，随着收入增加，其对贫困程度的边际贡献是递减的。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人而言，其收入增加1块钱，与一个距贫困线只差一块钱的穷人收入增加1块钱，两者虽然贫困缺口都下降了1块钱，但其减贫程度显然是不同的，而这在收入缺口比率中显然得不到反映。

（3）森贫困指数

森（1976）指出，贫困测度的难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贫困的识别，二是贫困的加总，即如何将个体贫困加总为一个综合指数。对于贫困的识别，可以通过指定的标准如收入贫困线或消费贫困线的方法来确定。对于贫困的加总，森认为贫困发生率和收入缺口比率这两个指标相当粗糙，因为其对于穷人的收入分布不敏感。尤其是贫困发生率，有可能当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时，而贫困发生率却仍然保持不变。为此，森指出，一个合理的贫困指数应满足12个基本公理，即相关性公理（focus axiom）、弱单调性公理（weak monotonicity axiom）、强单调性公理（strong monotonicity axiom）、弱转移性公理（weak transfer axiom）、强转移性公理（strong transfer axiom）、弱转移敏感性公理（weak transfer sensitivity axiom）、连续性公理（continuity axiom）、复制不变性公理（replication invariance axiom）、对称性公理（symmetry axiom）、人口子群一致性公理（subgroup consistency axiom）、可分解性公理（decomposability axiom）、贫困线上升性公理（increasing poverty line axiom）。在提出基本公理的基础上，森构造了一个新的贫困指数，即森贫困指数，以弥补收入缺口比率所存在的缺陷，即通过对贫困缺口赋予相应的权重来体现收入缺口对不同层次贫困人群的重要性。森以穷人在收入中的排序为权重构造了相应的森贫困指数：

这里，Gp为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森贫困指数以收入位序作为收入缺口的权重，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权重的选择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学者依据其设计思路，在改变不同的权重取法后也相应地构造了不同的贫困指数，如T指数（Thon Index）、K指数（Kakwani Index）、Ta指数（Takayama Index）、SST指数（Sen - Shorrocks - Thon Index）、FGT指数（Foster-Greer-Thorbecke Index）（张建华，2006）。

（4）FGT贫困指数

FGT贫困指数是由Foster、Greer和Thorbecke（1984）提出的，其定义为：

其中xi代表个体消费支出或者收入水平，z是贫困线，α为贫困厌恶系数，取值为非负，α分别取0，1，2得三个贫困指标即H、PG和SPG：

式中，q为贫困人口，n为总人口，xi表示第i个贫困人口的收入。H为贫困发生率，即指贫困人口所占比例，衡量的是贫困的广度；PG为贫困深度指数，即收入缺口比率；SPG为贫困强度指数，也称加权收入缺口率，计算方法上是给越穷的人以越大的权重。

二 贫困线定义及其测度

1．贫困线的定义

格瓦林（Ravallion, 2008）是从福利水平来定义贫困线的，他认为贫困线是指个体在既定的生活环境下，为了获取不至于被认为贫困而必须获得的最低水平的福利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可以看出，如果按照瓦茨关于贫困的定义，则格瓦林从福利角度去定义贫困线是值得商榷的。从个人收入上看，这是劳动与休闲组合的结果，因此格德哈特认为，用年收入来看待贫困是一个很粗糙的指标。加芬克尔和哈夫曼（Garfinkel and Haveman, 1974）也认为，家庭收入就反映了劳动与休闲的偏好。尽管因贫困定义而造成了贫困线定义的困难和争议，在此，我们暂且舍去这些难点，还是从家庭收入的角度去考虑。

按贫困线的确定方式，贫困线有主观贫困线和客观贫困线之分。

（1）主观贫困线

由于所谓的基本需求或营养需求具有内在的主观性，因此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均认为，贫困实质上是社会对于什么是最低生活标准的一个主观判断。而不同的人对于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的划分界限是主观的，是难以表达清楚的，是与特定的社会相关并被当时社会所认可接受的，并且是经常变化的（Scitovsky, 1978）。主观贫困线基于个人对于最小收入问题的回答，因此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主观贫困线在欧洲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得到采纳，但在发展中国家还鲜有运用。

（2）客观贫困线

客观贫困线从能力角度去定义贫困，其中的一个能力是一个人或家庭维持其健康的必要营养的能力，另一个能力是个人或家庭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能力。由于要维持这两种能力，需要一定的食物支出或非食物支出。

客观贫困线可分为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种。

绝对贫困线是指在既定的生活水平下，定义一个收入水平，并以此收入水平来衡量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状况。例如以美国的中等收入的20%作为绝对贫困线来衡量各国的贫困状况（Michael和Gugerty, 1997）。

相对贫困线则是与社会一般水平相比较而定义的贫困线，其更多地注重个人收入与社会一般水平相比所处的地位。

2．绝对贫困线的测度

（1）食物能量摄入法

食物能量摄入法是一种出现较早的贫困线测算方法，该方法以每人每日需摄入的2250大卡热量为基础，将人均支出按摄入热量分组，找出摄入量为2250大卡这一组人群的人均支出，以此作为绝对贫困线。这种方法比较粗糙，由于人体所需的并不仅是热量，还需要相应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维生素等。因此仅以热量的需要来确定贫困线难以真正反映实际的生活需要。

（2）食品支出份额法

食品支出份额法通过首先确定食物贫困线，然后以恰好位于食物贫困线上的穷人的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份额来计算贫困线（恩格尔系数法），或者以恰好位于食物贫困线上的穷人的食品支出占收入的份额来计算贫困线（可观察恩格尔系数法）。

恩格尔系数法。美国学者奥珊斯基（Orshansky）依据恩格尔定律，首先设定所有收入水平居民的食物支出占其全部支出比例的1/3作为贫困水平的恩格尔系数。然后依据营养学会提供的最低营养标准，结合当地的饮食、风俗习惯等计算出最低的食品支出（食物贫困线），再利用这一最低食品支出除以上述的恩格尔系数即得到绝对贫困线（Fisher, 1992；马新文，2005）。

可观察恩格尔系数法。普拉格等人（Bernard, M. S., van Praag等，1982；池振合，2012）基于可观测的恩格尔函数，采用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来确定贫困线，其中食品支出与家庭规模和收入有关。通过计算出恰好处于绝对贫困线上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依据食物贫困线，计算出绝对贫困线。

可以看出，食品支出份额法较热量支出法更为合理，其考虑到了人体的营养需求。但仅仅是从食物支出角度去考虑，尚未考虑到非食物支出方面的最低需求。

（3）基本生活需求成本法

该法从基本生活需求出发，分为基本的食物需求和基本的非食物需求，依据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各类消费项目对居民生活的重要程度，确定相应食品消费组合和非食品消费组合，再确定这两类消费组合中的每项消费的最低需求量，然后估计各个子群在此消费组合上支出，再在每个子群中选取一定比例的家庭（如每个子群最穷的5%家庭）作为最有可能是贫困的家庭组，据此测算食品贫困线和非食品贫困线，两者之和即为贫困线（刘建平，2003）。该方法要求确定非食品消费组合，但缺乏严格的选定标准，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困难（李静等，2006）。

（4）马丁法

马丁法由世界银行的贫困问题专家Ravallion提出并以其名字命名，马丁法认为贫困线由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构成，由该法可以确定极度贫困线（低贫困线）和一般贫困线（高贫困线）（Ravallion, 2012），方法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食物贫困线。通过确定维持基本生存的能量摄入标准，选定食物组合，确定各类食物的最低消费量。一般做法是按照收入或消费对家庭进行排序，按照一定比例（如收入或支出最低的5%—10%的家庭）选取相应的家庭。再以当地的食物价格及这些家庭的食物消费量计算出食物贫困线，然后依据食物贫困线计算贫困率，确定贫困率也落在5%—10%的区间内，如果贫困率不在该区间内，则需重新选定新的比例区间，直到贫困率也落在相应的区间内为止。

第二步，计算非实物贫困线。以所有家庭为样本，作下面式子的回归：

式中，F为食物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食物贫困线，μ为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b1为斜率系数，ε1为随机扰动项，a1为截距项，即人均消费支出等于食物贫困线的家庭的食品支出比重，则非食物贫困线为：

第三步，计算极度贫困线z1（低贫困线）。由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加总即得极度贫困线：

第四步，计算一般贫困线z2（高贫困线）。

一般贫困线为食品支出等于食物贫困线上的家庭的消费支出，为此需要估计这些家庭用于非食物支出的比重。一般是以这些家庭为样本，作下面式子的回归：

式中，μ为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m为人均食品支出额。估计出方程的参数后，将食物贫困线代入方程，并求反对数，即得一般贫困线。

3．相对贫困线的测度

（1）收入比例法

欧洲经合组织（OECD）采取相对贫困线的做法，依据社会平均收入来确定贫困线。社会平均收入反映了当时社会基本生活需要的平均消费价格，由此，最低消费水平可以据此依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下调来确定。常用的下调比例为50%或60%，在实际研究中常用社会收入的中位数的50%来作为某个地区的相对贫困线。Fuchs（1969）提出采用中值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Michael和Jenkins（1990）则建议采用收入均值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当然，相对贫困线也可以采用收入的某个分位数来确定（Foster和James, E., 1998）。

（2）可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法（ELES）

利用各种消费支出对收入建立线性支出模型，从而求出各类消费的基本需求支出及总的基本需求支出，进而确定贫困线。可扩展线性支出模型如下：

式中，piqi、pi、qi为第i类消费的消费支出额、消费价格和消费量。其中，piri即为第i类消费基本支出；为除去基本生活需求后，剩余的收入中用于分配给储蓄和超额需求的比重。对上式展开得：

估计ai和βi后，可求出贫困线：

4．几种贫困线测度方法的比较

国内学者对贫困线的几种测量方法作了比较研究，唐运舒（2009）认为，食品支出份额法中的恩格尔系数法、收入比例法、可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法这三种方法各有优劣，但总体上可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法要优于其他两种。因为恩格尔系数法只能保障最低基本生活的食品需求，不能保障居住、医疗、穿着等非食品需求，其本质是测算绝对贫困线。收入比例法是将穷人的收入水平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比较，是一种相对贫困线的测算。可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法由于按照消费类别来测算支出，既包含了食品需求，又包含了非食品需求，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统一。此外，恩格尔系数法的主观性要大于可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法。

刘建平（2003）认为，恩格尔系数法要求值比较稳定，而我国各地区间消费差异性大，以恩格尔系数法来测定我国的贫困线受主观影响较大。可扩展线性支出法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较大，该法测算的各类消费品都包括了基本生活需求和超额需求部分，其估计的贫困线会偏高。基本生活需求成本法则缺乏生活必需项目和数量的确定标准，从时序上难以统一标准。收入比例法存在主观和经验因素，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马丁法则吸收了各种方法的优点，其理论基础、测算依据、可操作性均较好，更为科学实用。

但骆祚炎（2006）认为，马丁法尽管比较客观，但计算复杂，需要大量的住户调查数据。他认为，可扩展线性支出法把需求区分为基本消费需求和超额需求，实用性强，对样本没要求。

可见，部分学者对于可扩展线性支出法是否能区别基本需求和超额需求还是存在争论的，如果从前面的方程推导看，我们认为可扩展线性支出法能将基本需求和超额需求区分开来，并且能依据估计出的系数来求出绝对贫困线。有了估计出来的参数βi和ai，依据，通过方程组还是可以求出基本需求ri，进而求出超额需求qi- ri的。

三 本书贫困线的选择

为了考察贫困线变动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书采用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种贫困线分别进行研究。

1．绝对贫困线的选择

（1）中国官方绝对贫困线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贫困标准有两个，一个为农村贫困标准，另一个为农村低收入标准。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而来。

1985年，我国根据当时最低收入农户的食品消费和食品价格，以货币的形式测算了达到人体最低营养标准（每天摄入2100卡路里）所需的最低食物支出，其中食品消费占60%，非食品消费占40%。1985年测算的贫困标准为206元。1998年开始测算的新的贫困标准为635元，同时公布了低收入线为880元。2009年又将新标准提高至1196元，以低收入名义向社会公布，取消了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的区分，并以此作为新的扶贫标准。

（2）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

世界银行在1990年选用1美元/天（按198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作为贫困线，并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PPP）换算为各国的贫困线。2008年8月27日，世界银行宣布，为更加准确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成本，世界银行把国际贫困标准提高到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

采用购买力平价将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标准换算为我国的贫困线标准，需要确定人民币与美元的购买力平价。由于2005年以前中国未参加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购买力平价测算，因此世界银行对于2005年以前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测算采用我国学者任若恩的研究结果。2005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比较项目（ICP），世界银行据此在2008年2月底发布了2005年全球国际比较项目的最终报告。重新评估了2005年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并按消费价格指数对前后各年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作了调整（张全红，2010），本书依据世界银行Penn World Table 7.1，得到有关人民币购买力数据见表2-2。

然而，由于世界银行依据的是我国的11个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大连、宁波、厦门、青岛、哈尔滨、武汉、广州、西安）调查资料，因此，余芳东（2008）指出，PPP数据存在不匹配性，按PPP测算，我国居民的医疗、教育支出高于食品消费支出，说明PPP数据存在一定的不真实性。此外，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与这11个城市的消费结构也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国内，有学者如张全红（2010）在研究1981—2005年中国农村贫困变动则采用的是Penn World Table 7.0的新标准。尽管购买力平价的新标准可能存在缺陷，但为了考虑不同贫困线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也便于与已有的文献研究结果比较，在这里还是决定采用新标准。

本书选取的绝对贫困线为国际贫困线的每人每天1美元和每人每天1.25美元（按购买力平价的新标准换算为当年值），同时将官方贫困线一并列于表中，具体数据见表2-3。

可以看出，采用每人每天1美元或每人每天1.25美元计算出的绝对贫困线均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绝对贫困线。

2．相对贫困线的选择

相对贫困线的确定比较容易，一般定在收入均值（或中位数或众值）的1/2，本书采用中位数收入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计算出的中位数和相对贫困线见表2-4。

由表2-4可见，1989—1993年，相对贫困线要低于1美元贫困线和1.25美元贫困线；1997年，1美元贫困线低于相对贫困线，但1.25美元贫困线要高于相对贫困线；2000—2009年，相对贫困线均高于1美元贫困线和1.25美元贫困线。可见，从1997年以后，如果以国际标准的1美元和1.25美元贫困线估计的贫困发生率会低于相对贫困线的贫困发生率。